王莽是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悲剧英雄，为什么这么说？
王莽是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悲剧英雄，为什么这么说？
王莽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悲剧的英雄，这样说的原因主要是在于王莽当时所推行的很多政策，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是非常正确的，但由于超出了当时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所以最后以失败告终，而王莽最终也被分尸而死。其实王莽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但他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的人物。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一、王莽所处的时代背景
王莽是西汉末年王太后的侄子，算得上是外戚贵族，西汉末年，政治腐败朝堂，奢侈无度，地方混乱，大量豪强兼并土地，百姓流离失所，生活极其困难，经济凋敝，民心不安，政治危机十分剧烈，皇权出现旁落，在这种情况下，王莽自立为帝，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整个社会是处于非常混乱的一种状况，而且皇室大权早已旁落，中央集权十分衰弱，而王莽在此时所建立的新朝，反裂段而加强了中央集权，给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安稳。
二、王莽推历键行的社会政策
王莽所推行的政策从现在来看其实是并没有错的，甚至和后世的一些政策非常相似，他进行土地改革，将土地分给人民，但由于人民没有劳动工具，并且赋税过高，所以土地改革不仅没有得到地主阶层的支持，甚至连人民也都十分反对，并且他释放奴隶，由于释放的奴隶没有赖以生存的方式，也让奴隶对他非常不满，而王莽的少数民族政肢源巧策出现严重错误，更是导致最后王莽的政权崩塌。
王莽最终被分尸而死，可以说是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虽然王莽没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他身边的追随者却都坚定的站在他一边，在他被包围之后，他的追随者们依然没有选择逃跑和投降，而是战斗到底，也是让人十分感动的。
他实际是很有远见的一个人。以至于说他像穿越的人。他很有些发明。但他的朝代太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他推行的一些理论和政策，都是特别返裂好的，特别先进前卫，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很多人都不能理解他，只判败能说他生错了时代，所以说他掘世颤是一个悲剧的英雄。
因为他蚂槐核的结局是比较悲惨的，而且他的一生也都非常的心酸，没有任何的成就，还受到了别人的排斥，所以闷掘才说他是一个悲剧英明或雄。
因为这个人进行了改革加速了政治的崩溃，让他最后的下场落得很惨，被分尸了。
王莽的历史评价？
历史评价：
胡适：“王莽是中国第一位者。”他认同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国有、均产、废奴三个大政策，“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论模御孙定。
他的贵本家王安石受一时的唾骂，却早已有人替他伸冤了。然而王莽却是一个大拆镇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远在王安石之上……可怜这样一个勤勤恳恳，生性‘不能无为’，要‘均众庶，抑并兼’的人，到末了竟死在斩台上，……竟没有人替他说一句公平的话。”
翦伯赞：“王莽不失为中国史上最有胆识的最聪明的一位政治家。”王莽改制“要将当时矛盾百出的社会经济制度加以改良”。（《中国史纲》）
葛承雍：“作为改革家的王莽”，“是当时统治集团中一个独具卓识的人物”。“我们以西汉末年社会的实际条件。来衡量王莽的改革措施，不能不承认大多数是有进步意义的，而且切中时弊。”（《王莽的悲剧》，《西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韩玉德：“王莽是一位饱读古文经，坚持以经治国的大经学家，大政治家”。（《关于王莽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齐鲁学刊》1983年第1期）
何兹全：“王莽是个改良主义者，在政策上他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同时又照顾了一般人民的利益的。比起当时黑暗的统治者来，王莽当然是比较进步的。”（《王莽》，《光明日报》1951年3月10日）
扩展资料：
王莽亡国被杀
在王莽推行新政时旦链，屡有旱、蝗、瘟疫、黄河决口改道等灾害出现，由于王莽改制不仅没能缓和社会矛盾，反而造成了天下剧烈动荡，国库也耗费殆尽无法拨款赈灾，造成了民众生存难以为继。因此于天凤四年（公元17年）全国发生蝗灾、旱灾，饥荒时，各地农民纷起，其中形成了赤眉军和绿林军两大军事势力。
公元23年，王莽在南郊举行哭天大典。
地皇四年（公元23年），起义军(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在王揖等护卫下逃往渐台，公卿大夫、宦官、随从还有千余人。守城的王邑日夜搏斗，部下死伤略尽，也退至渐台。这时他的儿子、侍中王睦正想脱掉官服逃命。王邑将他喝住，父子俩一起守着王莽。
最后随从王莽的千余人全部战死或者被杀。王莽被起义军战士(商县人杜吴)所杀，校尉公宾向杜吴问王莽的尸身在哪，杜吴告诉他在“室中西北陬间”，公宾就斩了王莽的首级，悬于宛市之中，数十个军士争相杀王莽，分裂了王莽的尸体。百姓们听说王莽的首级在宛市，‘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 。
新朝灭亡，王莽的头颅，被后来历代皇室所收藏，直到公元295年晋惠帝时，洛阳武库遭大火，遂被焚毁。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王莽
人物评价
王莽是一位在历史上备受争议的人物。古代史学家以“正统”的观念，认为其是篡位的“巨奸”。但近代帝制结束之后，王莽被很多史学家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社会改革家”。认为他是一个有远见而无私的社会改革者。胡适认为他是1900年前的皇帝。
王莽改制的失败，固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他性情狂躁、轻于改作，一味慕古、不切实际，刚愎自用、所亮亩行用非人，这些性格特征使他在改制中既不能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政策，又不能建立一个高效率、有威信的推行新政的领导班子，因此改革注定要失败。
古代
王莽通过禅让的方式代替汉朝成为皇帝，被古代多数封建儒士所否定。
桓谭：“王翁自见以专国秉政得之，即抑重臣，耐侍收下权，使事无大小深浅，皆断决于己身。及其失之，人不从大臣生焉。更始帝见王翁以失百姓心亡天下，既西到京师，恃民悦喜，则自安乐，不听纳谏臣谋士，赤眉围其外，而近臣反城，遂以破败。”
班固在《汉书》中云：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师友归仁。及其居位辅政，成、哀之际，敬哗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动见称述。岂所谓“在家必闻，在国必闻”，“色取仁而行违”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历世之权，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惹，以成篡盗之祸。推是言之，亦天时，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窃位南面，处非所据，颠覆之势险于桀、纣，而莽晏然自以黄、虞复出也。乃始恣睢，奋其威诈，滔天虐民，穷凶极恶，流毒诸夏，乱延蛮貉，犹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内，嚣然丧其乐生之心，中外愤怨，远近俱发，城池不守，支体分裂，遂令天下城邑为虚，丘垅发掘，害遍生民，辜及朽骨，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途，俱用灭亡，皆炕龙绝气，非命之运，紫色蛙声，余分闰位，圣王之驱除云尔！咨尔贼臣，篡汉滔天，行骄夏癸，虐烈商辛。伪稽黄、虞，缪称典文，众怨神怒，恶复诛臻。百王之极，究其奸昏。
夏言（1482年-1548年）《申议天地分祭疏》有云：“用《周礼》误天下者，王莽、刘歆、苏绰、王安石也。”
霍韬（1487年-1540年）《与夏公谨书》有云：“王莽之学，一传而得宇文泰，再传而得王安石。然而安石惟能行泉府一法而已矣。盖泉府之政，即桑弘羊均输之政也。安石行焉，遂致元丰熙宁棼棼如也，犹不如宇文泰焉。宇文泰为大蒙宰，尽行《周官》之法，其嗣遂为周天王，然犹不如王莽。法行《周官》，身为宰衡，遂上兼舜禹而宅帝位。故曰：敢用《周礼》王莽其上也，宇文泰其次也，王安石其下也。”
杨慎（1488年-1559年）说：“以乡愿窃相位胡广也，以乡愿窃天位王莽也。”
王莽 （新朝开国皇帝）
王莽（公元前46年12月12日-公元23年10月6日），字巨君，魏郡元城人（今河北邯郸大名县），新显王王曼长子、西汉孝元皇后王政君侄。新朝开国皇帝，公元8年-公元23年在皇帝位。
王莽为西汉外戚王氏家族的重要成员，其人谦恭俭让，礼贤下士，在朝野素有威名。西汉末年，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王莽被朝野视为能挽危局的不二人选，被看作是“周公再世”。公元8年12月，王莽代汉建新，建元“始建国”，宣布推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
王莽统治的末期，天下大乱，新莽地皇四年，更始军攻入长安，王莽死于乱军之中。王莽共在位16年，卒年69岁，而新朝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很短命的朝代之一。
在中国历史上，王莽的评价普遍不高，一般都认为他只是一位“伪君子”，众口一辞的千古罪人。如二十四史之一的《汉书》就把王莽列作“逆臣”一类，可见一斑。而后世评价也大抵是受到了后汉时代史家所影响。事实上王莽本身是篡汉而取得帝位，而同时也是汉朝宗室所灭，从汉朝政权来看，王莽被视作“逆臣贼子”，并不奇怪。而他在取得帝位前的种种行径，更被视为王莽作为“逆臣贼子”的理据，如他杀了汉平帝而立了孺子婴为皇帝。
近人胡适开始为王莽平反：“王莽是中国第一位者。”他认同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国有、均产、废奴三个大政策，“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论定。他的贵本家王安石虽受一时的唾骂，却早已有人替他伸冤了。然而王莽却是一个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远在王安石之上……可怜这样一个勤勤恳恳，生性‘不能无为’，要‘均众庶，抑并兼’的人，到末了竟死在斩台上，……竟没有人替他说一句公平的话。”[1]
但从另一角度看，王莽也是书生式政治家。王莽登位后推行之新政，大抵都是为了仿照周朝的制度推行，如屡次改升宏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把盐、铁、酒、币制、山林川泽收归国有，都是不停回复西周时代的周礼模式。可是古今风俗不同，环境各异，源于古制的新法，未必一切都合时合宜。而这些新政都是违反了历史规律，所以推行失败，自属历史必然。所以这个角让仿度看，王莽是一个事事复古，脱离现实的政治家，就正如史家钱穆所言：“王莽的政治，完全是一种书生的政治。”
旅美历史学家黄仁宇则指出，从王莽登位后发出的一系列诏书中看到，王莽的政策根本脱离了当时的实际环境，亦缺乏适当的用人安排。他在《中国大历史》里语带讽刺的评论王莽：“他尽信中国古典，坦笑纤真的以为金字塔可以倒砌。”
一、传统史家所言及正史所记对王莽的评价
从东汉班固的《汉书》之后，历代史家和官修正史都有不少关于王莽评价的记录，似乎还没有看到有褒扬和肯定王莽的话语出现。 1，东汉班固《汉书》 且看班固对王莽的总体评价： 赞曰：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师友归仁。及其居位辅政，成、哀之际，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动见称述。岂所谓“在家必闻，在国必闻”，“色取仁而行违”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历世之权，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盗之祸。推是言之，亦天时，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窃位南面，处非所据，颠覆之势险于桀、纣，而莽晏然自以黄、虞复出也。乃始恣睢，奋其威诈，滔天虐民，穷凶极恶，流毒诸夏，乱延蛮貉，犹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内，嚣然丧其乐生之心，中外愤怨，远近俱发，城池不守，支体分裂，遂令天下城邑为虚，丘垅发掘，害遍生民，辜及朽骨，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途，俱用灭亡，皆炕龙绝气，非命之运，紫色蛙声，余分闰位，圣王之驱除云尔！
解读上述班固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班固对王莽起于外戚之家时的道德品行，以及辅政成哀之际时的表现，是以《论语·颜渊》中孔子所说的“在家必闻，在国必闻”、“色取仁而行违”来判断的，就是说王莽是表里不一、骗取名望，“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第二，班固认为王莽是在非常的历史之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盗之祸”的，而且是“窃位南面，处非所据”。“篡盗”、“窃位”，这就是班固对王莽获得政权的基本定性。第三，班固就王莽政权对当时社会所造成的危害的批判，真可谓是奋笔疾书，非议至极，无以复加。
此外，在《汉书·诸侯缺运王表序》中，班固也有对王莽获得政权的情势所作的描述和评论：
至于哀、平之际，皆继体苗裔，亲属疏远，生于帷墙之中，不为士民所尊，势与富室亡异。而本朝短世，国统三绝，是故王莽知汉中外殚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惮，生其奸心；因母后之权，假伊、周之称，颛作威福庙堂之上，不降价序而运天下。诈谋既成，遂据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驰传天下，班行符命。汉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玺韨，惟恐在后，或乃称美颂德，以求容媚，岂不哀哉！是以究其终始强弱之变，明监戒焉。
若根据清代四库馆臣的见解，《汉书》列传部分的编次也是含有寓意的。《四库提要·汉书》有云：“其述《外戚传》第六十七、《元后传》第六十八、《王莽传》第六十九，明以王莽之势成于元后，史家微意寓焉改拆。”
另外还有，“王莽作逆，汉祚中缺，天人致诛，六合相灭。”（班固《两都赋·东都赋》）
自班固之后，历代史家对王莽的人品多以“虚伪”、“奸诈”，对其获得政权也多以“篡”、“窃”、“盗”、“贼”、“作逆”等词语而书之。应该说这些都是属于道德评价范畴的，反映了评论者在政治上的正统观和伏歼梁道德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