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的经济思想？

甘地崇尚印度古老文明，极力批判和反对西方现代文明。甘地早期对西方现代文明基本上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他认为，现代文明的发展是现代西方社会一切弊端的总根源，是世界动乱、侵略、压迫和战争的温床，是一种建立在物质主义基础上的反宗教的罪恶的文明，是魔鬼的文明，是黑暗时代。他写道，资本主义的城市是陷阱，是小偷、盗匪、流氓和卖淫的集中地；大机器生产使工人成了机器的奴隶。[1]他愤怒地谴责西方文明使印度贫困不堪，认为它用倾销纺织品打碎了印度手纺车，“从饥饿的印度人口里抢去了最后一碗饭”[2] 但他井非完全排斥西方文明。他认为西方文明无疑是适合欧洲人的，但印度照抄照搬，一定会走向衰亡。因此，甘地极力倡导和崇尚印度古老的文明，他认为这种文明包括三个要素：农民耕地的犁、手工业者纺织的手纺车和印度教哲学。实际上，他是主张恢复以手纺车为“中心”的行会式的工业组织和宗法制的农业组合，[3] 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因为从经济观点考察，最重要的应是手纺车。从总体上来说，甘地的这种思想具有复古的色彩。 (一)工业方面 甘地极力反对资本主义工业化，主张复兴印度农村工业(以手工纺织业为代表的小工业)。其实，甘地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批判主要就是集中于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批判。他认为，工业化这种舶来品是和殖民侵略、经济剥削一起来到印度的[7]；工业化把西方固有的灾难(贫民窟、丑行和剥削)移植到了印度。他悲愤地宣布，英国工业化是建立在印度手工业劳动者破产的基础之上的。他认为大工业同西方物质文明整体一样使印度变得贫困不堪；农村工业的破坏，大城市的兴起，铁路和大工业的发展，大量失业的出现，已经使印度变成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可悲的仿制品，因此，印度决不能再走西方工业化的老路。他写道：“如果在印度发展工厂，倒不如把钱送到曼彻斯特去。”使用曼彻斯特布，我们还只是损失了金钱，但如果在印度也产生了一个曼彻斯特，则我们虽留下了流出去的金钱，却换去了我们的血肉，因为我们生存的道德基础就要被摧毁了。”[8] “贫穷的印度尚可得到自由，但要使一个由不道德以致富的印度再获得自由，那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了。”[9] 因此甘地声明他“关心的是不惜一切代价摧毁工业主义”[10]，他认为“印度的得救在于抛弃它五十年来所学到的东西。铁路、电报、律师、医生等等都必须丢开”[11]，主张恢复以手纺车为标志的农村工业，来对抗西方工业文明。其实，从经济观点来看，手纺车是甘地所谓的印度的文明三大要素中最重要的一个要素。他不仅将手纺车看成是一种物质武器，而且看成是对抗西方文明的“精神武器”。他指出手纺车最能体现古代印度农村公社道德上的“合作精神”[12]，“纺车轮的每一次转动，都在纺着和平、善良和仁爱。”[13] 只有用以手纺车为标志的农舍工业代替集权化的城市大工业，才能避免竞争和剥削，消灭失业和贫富差别，过简朴宁静的生活，从而实现非暴力的社会理想。[14] 因此，他极力倡导“回到纺车去”，开展家庭纺织运动。于是，“回到纺车去”便成为他的经济思想的中心口号；大力开展家庭纺织运动成为他的经济自主运动的主要内容。“自治是一座伟大的机构。……但中心始终是纺纱车，所有的活动都要围着它旋转。”[15] 总之，在甘地看来，振兴农村经济、建设新乡村的关键在于用土布对抗洋布，手工纺织也是实现真正精神自救的途径；恢复手纺车标志着恢复农村工业。全面复兴农村经济。恢复手工业虽然是中心，但他看到，如果不复兴其它工业，依然不能实现使农村基本自给自足的目标，因为除棉布之外，农村对其它工业品的需要越来越多，都要仰赖市场供应。[16] 不过，他所主张复兴的农村工业如碾米、磨面、榨油、制糖、造纸、制革、印染等，很明显都是一些小工业，并且使用的都是一些小型机械，实行非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生产。因为甘地从根本上来说是反对使用大机器的，他认为以大机器为象征的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正是导致印度衰落和贫困的根源。 甘地后来对工业化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他写信告诉尼赫鲁，他并不排除使用大机器或现代通讯工具，“可以构想铁路、邮电等。”但甘地始终没有放弃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批判，仍致力于复兴以手工纺织为中心的印度农村工业。到民族解放运动低潮时，他虽然停止了公民不服从运动，但仍要求人们从事推广手工纺织运动。[17](二)农业方面 甘地主张恢复封建宗法制的农业组合，使之与他所主张恢复的行会式工业组织相结合，复兴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企图把印度拉回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时代去。因此，甘地倡导以封建性的自给自足的方式开展农业生产经营，与封建性的非工业化的工业生产方式相配合，复兴印度农村经济。在他所倡导的这种生产方式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生产要素——生产工具，是以他所崇尚的印度古老文明的三大要素之一—“农民耕作的犁（印度古代木犁）”为主要标志的。正如在工业方面，他反对使用大机器那样，在农业方面他也反对使用大机械进行机械化农业生产，他所主张的这种生产过程主要还是停留于封建的“男耕女织”式的自然经济运行过程。也就是说，在这种生产过程中主要是使用传统的木犁进行简单的农业耕作。他在南非期间所建立的凤凰村和托尔斯泰农场，其实就是他的这种农业思想的实践。无论是在凤凰村还是在托尔斯泰农场中，人人都必须劳动，“自食其力”[22]。农场和村庄内有果园、菜园、谷地、水井、泉水，还有家庭手工业作坊或厂房，一般都能自行生产农场内农民和手工业者所需的谷物、蔬菜、水果与土布等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确实是一派“男耕女织”的田园景象。 与甘地相反，凯末尔则革故鼎新，主张用新技术和机器装备农业，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资本主义农业。早在1922年3月，凯末尔就在议会中说过：‘我们应给他们（这里指的是士耳其农民）提供现代化的生产技术和工具。帮助他们达到最高的生产效率，应该消除交通闭塞和运输不足的状况，废除对农业人口有害的商品流通体制，……”[23]。为了推行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方式，凯末尔曾在安卡拉附近建立了一个模范农场，采用最新的技术以及新式的机器和工具，用以向大家示范。政府还成立农业银行和信贷合作社等金融机构，向农民提供贷款以购买新式农具和牲畜，大力发展农村里的个体经济。同时，凯末尔鼓励并支持地主采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1939年，凯末尔在安卡拉召开的农业大会上给予了大土地所有者以优惠照顾，决定给他们贷款购买拖拉机、收割机等现代农业机械。此外，为了给农民提供有利的条件以发展资本主义农业生产，国家又出资修建了一批农业灌溉水利工程。这样，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资本主义农业在土耳其的发展。 从以上可见，甘地和凯末尔两人在农业方面，所主张采用的生产方式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基本上是属于自然经济前提下的封建性的生产方式，而后者则是资本主义性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