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在外交上是否过于软弱？弱国无外交真的是他妥协的理由吗？

李鸿章活的很难，特别是在国力孱弱的时代，所以他想用自己的能力扶大厦之将倾，可惜心有余而力不足。

李鸿章的能力，曾国藩看得到，慈禧看的到，因此他才会被评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当然，他的能力包括外交能力，后来有人把他与美国总统格兰特、德国铁血宰相并称十九世纪世界三大伟人。西方人对李鸿章的评价基本处于正面，而也因这个原因国人对他的评价大多是反面的。

李鸿章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比其他人更早的明白中国必须变革，才能应付“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为此，他极力的采取各种措施，与那些不请自来的洋鬼子打交道，他希望通过与西方的接触了解那个时代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并尽力将中国推到与西方国家一样的水平。

李鸿章的一生就是：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他不但是慈禧眼中“再造玄黄之人”，也是俾斯麦敬佩的外交对手，更是伊藤博文心中唯一有能耐可以和世界列强争长短之人。

但在某些历史书上，李鸿章是卖国求荣的权臣，是丧权辱国的罪人。或许只有那个时代的人才能看的懂李鸿章，比如梁启超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本命章桐，字渐甫。为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

李鸿章被称为晚清中兴之臣，其曾经平定太平军、捻军和回民起义，他的功绩使清朝转危为安。凭借军事上的几次胜利和军事自强运动的开战，让是濒死的清朝有了回光返照的血色。

在筹办洋务运动的过程中李鸿章发现中国需要一批与世界接轨的人才，从“自强”到“求富”，于是他派遣大量青年前往欧美留学，培养以后“求富”需要的人才。但即便李鸿章积极开战洋务运动，可是旧王朝的体制束缚下，中国不可能真正富强。

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只有少数开明之士支持，而大多数的官吏因为自身利益问题，成为了李鸿章的阻碍。曾国藩去世，李鸿章年老，支持洋务的恭亲王也被慈禧疏远，朝廷内外没有适合的人选来主持这个事务，李鸿章的压力很大，他一直在于那个封建的王朝背道而驰。

甲午战争失败，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被日军击溃，慈禧太后又被朝中那些顽固派包围。自此，洋务运动陷入泥潭，再也无法运转。当时梁启超考察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李鸿章不知道“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

西方国家能够逐渐强大是因为他们能接受，除陋习、布新宪、致富强，而变革的动力是来自于国家下层百姓，并非那些王公贵族。当时的中国，或许只有梁启超明白李鸿章的无奈。

李鸿章的外交能力强不强？

确实挺强。俾斯麦敬佩他，伊藤博文尊敬他，作为同样的外交高手，他们都有一种英雄识英雄的感觉。但无奈国家的孱弱让李鸿章即便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法在谈判桌上使用强硬的口气。他曾出使外国时，被日本青年偷袭，而处理的结果是让清政府少赔偿一亿两白银，这是弱国无外交的悲哀。李鸿章当时大呼：“此血可以报国矣！”一个堂堂帝国的大臣被人刺杀，竟然只能以此来作为谈判的筹码，最后减少赔偿一亿两白银，这不是悲哀，是什么？

正因为国家的软弱，中外力量对比的差距，让李鸿章开始产生了严重的“惧外”心里，因此在对外交涉中基本都抱着一种“委曲求全”的心态做事。

1876年，屈服英国扩张势力，签订中英《烟台条约》；1885年，力主“乘胜即收”，与法国签订《中法新约》；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李始疏于战备，只祈求外国调停，在被迫应战后，有力图保存实力，最后一直被挨打，导致清朝海军死伤殆尽，最终不得不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此后的淮系军阀势力慢慢开始销声匿迹，而洋务运动在政治上彻底失败，李鸿章也因此声誉受损，开始在家闲居起来。

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慈禧与光绪帝逃跑，李鸿章无奈重新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身份回京和洋人谈判。而此刻的李鸿章还是保持着“惧外”的心态，因为遭到列强的入侵，他在外交上的语气变得更为软弱。

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在“议和大纲”上签字，国人知道后大声咒骂：“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但就在签订完《辛丑条约》回来后，李鸿章就大口大口地吐血，资料记载：“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

1901年11月，李鸿章在国人的咒骂中于北京病逝，清廷诏赠太傅，晋封一等侯爵、谥文忠。

纵观晚清的政治形势，李鸿章完全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承前曾国藩，启后袁世凯。与曾、袁二人相比，李鸿章活的更累，因为国家军事的孱弱，因为封建的大清王朝，让李鸿章没有完全发挥出他真正的能力，反遭世人的唾骂。

李鸿章也曾经踌躇满志，只是生在那个的时代，他也无可奈何。如果李鸿章的外交能力不够强，他也不会被评为十九世纪世界三大伟人之一，也不会受到俾斯麦和伊藤博文的尊敬，对他们来讲李鸿章是个可敬的对手，但在外交场合上李鸿章没有胜算，只因为“弱国无外交”。

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上的签名用的是“肃”这个字，因为清廷封他为“一等肃义伯”，这或许是他对代人受过，被千夫所指的替罪羊卖国贼的一种愤怒和无奈的宣泄吧。

“年少不知李鸿章，如今方知真中堂”，李鸿章所签订的各个条约，都充满了太多的愤怒而无奈。

“后此内忧外患之风潮，将有甚于李鸿章时代数倍者，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鸿章其人者”，也几乎不可能了。“念中国之前途，不禁毛发慄起，而未知其所终极也。”—梁启超《李鸿章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