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戊戌政变中新旧派的争执，不是变法的问题，而是政权争夺的问题？
戊戌变法时新旧两派的斗争，所争者多属于“人”的问题，“法”的问题反居于次要地位。换言之，是两派人在争夺政权，决非单纯为了政治理想。
首先旧派反对康有为个人。按康有为发表两部奇书（即《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的目的本在于为变法找一历史理论根据，抬出孔子来震慑反对派，不意反因之树敌颇多。据说（梁启超语）曾向光绪皇帝密荐“康有为之才过臣百倍，请皇上举国以听”的翁同龢，也认为《新学伪经考》是经学家“野狐禅”。当他看完《孔子改制考》后，便向皇帝警告“此人居心叵测”。竭力倡导新政的湖南巡抚陈宝箴见反对康有为者举国皆是，遂请毁两书之版，以息纷争而平众怒。与康有为甚接近的孙家鼐亦请旨禁《孔子改制考》。湖南叶德辉认为康有为“其貌则孔，其心则夷”，主张“其言即有可采，其人必不可用”。其甚者，上书请斩康有为。朝廷中如文悌便攻击康有为“欲将中国数千年相承大经大法一扫刮绝”。礼部尚书许应骙称：“康有为与臣同乡，稔知其少即无行，迨通籍旋里，屡次构讼，为众议所不容，始行晋京，意图倖进。终日联络谏台，汇缘津要，托辞西学以耸视听，……其居心尤不可测。若非罢斥，驱逐回籍，将久居总理衙门，刺探机密，漏言生事。长住京邸，必勾结朋党，快意排挤，摇惑人心，混淆国事，关系非浅。”许应骙则更进一步攻击康有为的品德。
其次是主张变法的绝大多数都是汉人，满人亲贵自不能不疑惧。事实上推行新政的人士，确也有种族旧恨梗在心头，表现得最露骨的如谭嗣同。谭嗣同著有《仁学》一书，该书反对君主专制，又认为比君主专制更坏的事情，便是异族入主中国。
天下为君主囊橐中之私产，不始今日，……然而有知辽金元之罪浮于前此之君主者乎？其土则秽壤也，其人则膻种也，其心则禽心也，其俗则毳俗也；一旦逞其凶残淫杀之威，以攫取中原之子女玉帛，砺猰貐之巨齿，效盗跖之奸人，马足蹴中原，中原墟矣！锋刃拟华人，华人靡矣！乃犹以为未餍，峻死灰复燃之防，为盗憎主人之计，锢其耳目，桎其手足，压制其心思，绝其利源，窘其生计，塞蔽其智术。……夫古之暴君，以天下为其私产止矣；彼起于游牧，直以中国为其牧场耳。……虽然，成吉思之乱也，西国犹能言之；忽必烈之虐，郑所南《心史》纪之。有茹痛数百年，不敢言、不敢纪者，不愈益悲乎？《明季稗史》中之《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不过略举一二事。当时既纵焚掠之军，又严剃发之令，所至屠杀掳掠，莫不如是。……亦有号为令主者焉，及观《南巡录》所载淫掳无赖，与隋炀、明武不少异，不徒鸟兽行者之显著《大义觉迷录》也。
这一段文字将两百余年来汉人对满人仇恨一吐无余。他又说：
若夫山林幽贞之士，固犹在室之处女也，而必胁之出仕，不出仕则诛，是挟兵刃搂处女而乱之也。既乱之，又诟其不贞，暴其失节，至为《贰臣传》以辱之。是岂唯辱其人哉，实阴以吓天下后世，使不敢背去也。
抱有这种思想的人纷纷入掌大权，无怪乎满人要大为恐慌。新政中有诏令满人亲贵出洋考察，亲贵大哗，帝乃取消此令。又令“八旗人丁如愿出京谋生计者，听其自由”，满人表示反对。文悌（满人）曾对康有为说：“勿徒保中国四万万人，而置我大清国于度外”，便是满人竭力反对新政的肺腑之言。满洲亲贵的眷属得以经常入颐和园侍奉慈禧，乘间向太后诉苦这种疑惧的颇不乏人，对太后有极大的影响。无怪乎政变发生时，慈禧要对光绪说：“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
再次便是废除八股所引起的纷争。废八股与兴学校，是维新中最重要的政令，也可以说是唯一涉及根本问题的措施。但因此举受影响的人太多，于是仍然牵涉人的问题，即新人与旧人之争。天下济济多士，穷毕生之力才研摹而成作八股文的本领，以求青云直上，光耀门庭，一旦废去，其心中之愤恨自不待言。而康、梁诸人，对废八股一事却非常坚持。觉醒了的在野知识分子的救国运动，竟因此议而失去大多数为个人前途打算的士大夫之支持。梁启超戊戌年间在京城鼓吹废八股、兴学校激起众怒，险遭殴辱。反对新政的集团之所以声势浩大，与大家对废八股痛心疾首的心情大有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说戊戌政变中新旧派的争执，不是变法的问题，而是政权的争夺问题。在摈斥康有为个人、满人恐惧汉人掌权、旧人因进身之阶被中断而反对新人的各种不同的动机之下，各方力量利害一致，结成旧派，对抗以光绪皇帝为首，想夺回皇帝丧失的权力的新派，结果是新派失败。对此梁启超看得最清楚，他说：“今旧党之阻挠新法也，非实有见于新法之害国害民也，实乃为了保持政权而已。”简而言之，戊戌政变不是因为变法而引起的政变，而是因为变人而有的斗争。尽管康、梁等人是为了实现一种救国的理想而以夺取政权为初步手段，但是反对者把保持政权当作了目的。
争夺政权得靠实力，再不然，也得运用极高妙的政治手腕才能成功。光绪皇帝是一个十足的傀儡皇帝，康有为起初对这一点并不了解，他拼命上书想说动皇帝，以为皇帝一采纳他的意见，便可以使自己的理想得以实现。经过十年的奋斗（自1888年第一次上书到1898年维新），他的第一步目的达到了，然后他才发现皇帝是傀儡。事已至此，他只得将理想暂时搁起来，先为皇帝争权。康有为争回帝权的方法，确不高明。康广仁便批评他的哥哥：“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
谭嗣同颇有自知之明，他说：“嗣同之纷扰，殆欲新而卒不能新，其故由于性急，而又不乐小成。不乐小成，是其所长；性急，是其所短。性急则欲速，欲速则躐等，欲速躐等则无所得矣！”
谭嗣同的“性急”之短，与康有为的速变、全变政策相契合。新政诸人大都热情气魄有余、智虑缜密不足，如是艰巨的工作，而操切从事，焉能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