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七下江南，真的是痴迷于江南美女吗？
大明郑和才七下西洋，大清乾隆是六下江南，这个先澄清一下。满清自诩12帝，以中华正统观念来看，努尔哈赤、皇太极不能算中国皇帝，只能称为八旗王。自入关顺冶帝始计，共十帝。除了无所作为的囚帝光绪和逊帝宣统外，也就剩下8帝。作为汉人，小编对异族康熙大帝和雍正皇帝观感不错，也实在找不到茬，相信大部份稍客观的汉人也是一样哈。但乾隆皇帝给小编的印象是很不好的，特别是乾隆6下江南，糜费民资、徒增劳役，纸醉金迷、狂蜂逐蝶。花费超过一亿多两白银，每次花销近2千万两，给国家和江南百姓增加了沉重的负担。
按理说康熙帝也6次南巡，甚至连秦始皇、汉武帝、隋炀帝，唐宋元明各帝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巡幸，难道他们出巡，就不需要耗费民资、就不增加百姓的负担么？问题一定不在巡幸耗费上，而是汉人本就对满清异族，沽名为大明复仇窃国而不满，不过康雍两帝在中原的经营实在不错，既拓展了疆域也让国力上升，故观感还算可以。汉百姓的国民性脱胎于农耕社会，都挺实在，也十分会算计。你把国家经营得家大业大，怎么说也是好皇帝、好领导，即便是异族治国、压我头上也还是可以接受的。反正我中华文化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异族最终还得按中华文化的主流——汉文化的规矩来，赚下的家业田产，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既然家业跑不了，也就不计较你是什么族了。反正56个民族是一家呗。
可是，如果你异族在中原经营得不好试试看？那就国仇家恨齐涌心头，扯旧帐不喷死你，也要黑死你。刚好，大清自乾隆朝开始衰落，以致于不久之后，陷中华民族于西方烈强的轮番欺凌之下。然后，汉人便对乾隆帝憎恶起来了。甚至认为其下江南就是去玩乐，就是追美女，滥用人民的苦力钱，却没去办啥正事，反致几十年后，国家到处受列强欺负。你乾隆一个外族敢自作孽，等着瞧，然后乾隆名声，就成现在民间这个样子了。小编也是小汉民一枚，难逃汉人国民性的局限。但作为历史创作者，又必须尽量客观，按捺厌恶的情绪，去挖掘一下乾隆下江南到底为了啥？为啥乾隆的名声会那么差？
据史料载，乾隆在位60年，共有6次南巡，5次去五台山、5次在曲阜祭孔庙、6次祭明太祖陵、3次到泰山。乾隆六下江南的时间分别是： 乾隆16年(1751)、乾隆22年(1757)、乾隆27年(1762)、乾隆30年(1765)、乾隆45年(1780)、乾隆49年(1784) ，所走的路线是，从陆路先到河北、山东，然后在江苏宿迁一带改走水路，沿大运河南下，在扬州过江到苏州、杭州等地。最后再沿来的路线返回。 看其经过的路线，是尽往南方的好地方跑，如南京、苏州、杭州、扬州府，后4次还巡幸了浙江的海宁。其中游山玩水、吃喝玩乐、招蜂引蝶肯定不少。以他附庸风雅、讲求排场的性情，说他耽于玩乐、给国力、百姓增加负担劳役，也是很有道理的，毕竟费用摆在上边呢。
但仅以费用等表面的理由，就指斥乾隆是“昏君”，是违反历史直觉的。因为乾隆不是个简单的富商，也不是乡里富农，他是个中央集权制的核心——皇帝，是大国塔尖上的政治人物。应以辩证和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他对江南的巡幸。所谓的“巡幸”，是指皇帝离开京城外出活动的总称。方式有巡视地方、检临河工海防、祭祀天地、观民察吏等活动，从广义上说狩猎远征、沿途免赋降税、加恩士绅、培植士族、检阅军兵等，也算巡幸之应有之义。天子巡幸不只是满清这个马背上民族才有的特色。自古及今，天子巡幸初由军事活动为发端，渐变为以政冶、社会、经济意义为主的高级内政行为。目的在于培育中央权威、敦促诸候或地方官员效忠皇帝，维系封建中央集权制的遂行。可不光象百姓所理解的那样，光是吃喝玩乐、追美女、搭排场。“巡幸”是要去干浩繁无比的政事的。
自秦汉至隋唐，产生一个新的阶层，那就是“士”，然后，由战国的士慢慢演变成的隋唐的“士族”，后来又变成为明清时期的士绅阶层即官僚阶层。也就是说，官僚阶层越来越在国家的政冶架构中，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作为皇帝，显然不可对其视而不见。更为痛苦的是，作为满清的皇帝，自入关推翻大明之后，不仅要埋顺与八旗的同族士绅的关系，还要面对占绝对优势，对其抱有敌意的前明汉族的士绅阶层。也就是说，率十多万八旗兵入关的后金王，要面对远比汉人皇帝更为复杂的阶级矛盾。除了原有汉皇要面对的的阶级矛盾之外，还要再加上一个民族矛盾，两者还会杂揉在一起。如果，皇帝在站边上稍有不慎，远了八旗士族，便会落个“忘本”的埋怨；远了汉人士族，等于与6千万前明子民为敌。这个代价，是仅拥有1百万满民的满清皇族，所无法忍受的。
举个例子，当初清人就自以为，胜了大明即可君临天下，可以远汉子民、轻汉士族。所以，作死发布了“剃发易服”这一项文化压迫运动，使得汉士族带领大批的汉民群起而拒之。满清一连杀了30多年的汉人，才初定中原、卜统全国。为此造就了嘉定三屠、扬州十日、血洗广州、四川之屠等惨绝人寰、不计其数的大屠杀，中原6千万人被杀到仅有1900万人，满清八旗对汉民族犯下累累的罪行，当然，满清八旗自身也是死伤众多。如果蛮荒文化再对中华文化进行压制，出一新的幺蛾子，小编敢以你的支付宝余额担保，满清八旗，一定会被赶到关外去。甚至被汉人灭了。
可见，改造中华文化之难，难于上青天。这种代价，满清皇族一看，再曲指那么一算，小脸“刷”的就白了，接着“扑通”面南一跪，赶紧通盘接受并师习起中华文化来，什么孔孟文化、儒家经典、连恨之入骨的死敌——大明皇帝的陵寝，也挨个转着圈给拜了起来。一边缩头缩脑为明末帝崇祯还灵到明十三陵，一边还心虚胆颤地打出铲除李闯叛乱，为大明复仇的沽名口号，等到灭了李闯和南明之后，发现大明也没皇帝了，只得不好意思忝坐皇位、虚令九洲。再后来想想还是不放心，干脆，去拜拜大明的总瓢把子、开国皇帝朱元璋陵墓。瞧，关系都拉到大明皇帝的总祖宗那里了，这个，你中原汉民总得认帐和原谅我吧？什么，明孝陵在南京，路途遥远！在天上也得去拜呀，别可惜这些小钱，没看到龙椅正差着一只椅脚，坐得稳么？南巡吧。
当时，康熙帝当朝，康熙大帝6次南巡、5祭明孝陵。曾有满臣鼠目寸光地认为，大清业已一统全国，不必对前朝朱元璋如此礼遇。遭康熙痛斥，并下令修葺明孝陵，钦赐“冶隆唐宋”御匾悬之。当然，康熙帝通过南巡这种靠近汉士族的站边，解决了满清政权的生存问题。站边重心的改变，影映着满清皇帝已从八旗王这个区域的首领，向一统中国的皇帝龙椅靠近的伟岸身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定位信号，康熙是中国的皇帝，而不再是屈身佝偻于东北的八旗王。
这种定位，暗示着这个马上民族，不愿再过皇太极般捞一把就走的生活，下马冶国成为了唯一的选择，该为中国人开疆拓土了。然而这还是不够的，满清还想寄寓于南巡，求得满汉关系的全面发展。但康熙朝由于战乱频仍，忙于开疆拓土，急于打开中华民族优裕的生存空间，想发展显然是没精力的；雍正朝又忙于改革内政、积蓄国力，也冷落了巡幸；等到乾隆接手之后，财库充盈、国泰民安为其创造了南巡的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
其实，乾隆南巡有着更深层的政治含义在里面。 满清王朝是女真人建立的王朝，自从入关后到康熙朝，蛮荒的女真文化与宏博的中华文化经过了残酷的决斗。仅就满清在“剃发易服”的子项目上的胜利，满汉两族为之便付出沉重而血惺的代价，如果再强推一个子项目，这个代价是会让满清皇族噤若寒蝉的。因为，满清皇帝既定位自己是中国的皇帝，这种文化的对决，无论如何也是一种愚蠢的自残行为。所幸生存问题——统治的正统性，已被康雍解决了，乾隆只需要向纵深发展就行了。
然而，满汉合体也不是你满清想合就合的，前面说过，士族阶层作为政冶架构中越来越不能忽视的一极，已成长为与皇权争夺控制帝国权力的强大力量。八旗士族属比较嫩的，又与满清皇族有同族或血缘的关系，因而有着共同的对手，无法也不愿与皇权抗衡；但是汉士族就不同了，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到明朝时，内阁制度和劝谏言官制度，让文官系统强大到可以与皇帝当庭对擂，被廷杖流放杀剐，反倒是一件荣耀门楣的事。大体明朝皇帝为了躲避文官们叽叽歪歪的劝谏，以防自己气出病来，都藏进深宫人未识。养鸟的养鸟、炼丹的炼丹、开豹房的开豹房、做木工的做木工，反正就是副业比正职干得还欢，别人干副业养人，皇帝干副业养生。
清朝全盘地接受了明制，自然也惹不起这群汉文官。康熙皇帝最早一次的巡幸，曾遭到理学名臣熊赐履为首的汉官的劝谏，理由无非就是出巡安全无保证、骚扰地方、花费巨大、无法按期祭祀太庙、不能尽人子之孝等。而且，还建议成立起居注机构，由儒臣记录皇帝的每天活动。康熙心想，这不是被正统儒学监视居住么？我得罪谁了，竟有如此无言的结局等着我。悔不该当初爷爷皇太极太贪心打进关内，老爹顺冶也觉得当中国皇帝太坑爹，便出家当和尚去了，这就是吃满汉全席的代价（当然，这些都是小编的瞎扯）。
3年后，起居注机构成立，初次南巡也泡汤了。1671年得行的初次东巡盛京，借得是向祖宗宣告统一大业完成之孝道，才让文官们同意给开了个路条。换句话说，没有符合儒家理念的“仁、义、孝、忠”，康熙大帝是哪儿也别想去。否则，就要冒与汉士大夫们决裂的风险。而这显然是康熙乃至满清士大夫们所无法承受之重。于是，戎马倥偬的康熙，选择了对汉文官们的妥协和服软。也因此在历史上，给汉人留下了蛮好的口碑，要知道史笔拿在汉文官的手上，而汉士族有为儒家正统随时献身殒命的冲动，以及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传统。
这个无解的矛盾，被乾隆强行解开了。崇尚马背冶国的乾隆是个惟满族至上的君王，加之最紧要的财政收入大量的盈余和满清社会国泰民安的环境，再加之和坤敛财、行政能力的双突出，以及仿效康熙南巡的方式，建立帝王威望的渴望等原因，铸就了乾隆可以与汉文官系统放手一博的勇气。1758年，御史孙灏上疏反对其巡视索岳勤济山的计划，理由也无非与康熙朝汉文官一样的提法，再加上对他前二次南巡，认为乾隆是贪图江南美景、美色的行为提出了批评。乾隆为此专发上谕，对孙灏的奏疏进行逐条的批驳，并以奉太后出游南巡的“孝道”来护住命门，以免激发汉士大夫的众怒。
实际上，乾隆的南巡的积极意义还是有的。比如加强与扬州盐商的合作，既借重盐商的大把大把的捐助，来打造满清财政的发动机，以及满足战事的需要；同时给予江南商业界优惠的政策特权来培植商人，以增强江南财赋重地的地位；再一个通过南巡加强与江南士绅的互动，通过士子们的献诗和考试赐举，来激发江南才子为国入仕的动力。要知道，全国才子一半在江南，笼络江南才子，增加国家的人才储备意义极为深远，这也是满汉合体拓展纵深的要求。
说到满汉合体，乾隆实际要得到的是，满上汉下的合体，他对康熙年间，便已蜕变成不堪大用的八旗兵提出要求，要求八旗将领一律骑马，无论是围猎还是南巡，不得坐轿。籍此提高八旗兵的备战能力。他认为，八旗兵之所以在入关短短几十年就急速堕落，与管理无关，仅与沾染汉习、贪图安逸有关，必须加强八旗兵的满族价值观的教育，也就是要在满族中厘清满汉分野。这几乎是从帝国的上层建筑方面，确定了满族凌驾于汉族之上的治国理念。
这实际上是一种倒退的惟满独尊的观念。与康雍主张的满合融合是背道而驰的，势必会激起汉士族的心中反感和暗中反击。虽然乾隆在各次南巡时，对江南各地的税赋各有减免，也博得江南汉民的拥护，更使中国的人口取得了大幅增长。但是一定要明白，汉士族才是维护二千多年以来儒家正统文化的中坚力量。3亿百姓不仅不会与同族士人相抗衡，而且还会听从汉士族在谋人处世上的指引，笔永远要比刀厉害。于是，乾隆耽于享乐、追风逐蝶、附庸风雅这类帝王常有的通病，汉士族根本不大愿意替他遮羞避讳。虽然从正史上不敢大做手脚，但各类出自汉士绅之手的野史秘闻，会留存于后世，所以，他的名声在汉人中一直不太好，也就不太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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