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遇上瘟疫皇上和大臣们是怎么做的?他们不怕死吗?
中国历史上的大规模疫病流行,被记载在史书里的有很多。但是当时由于人们对疫病的认识并不像现在,知道是有病毒或者传染病菌引起的。无论中外都会认为这是一种“天谴”的形式。而古代的皇帝作为上天之子,在很多时候,必须要为此类灾难负责。
古代一旦遇到大规模的旱、涝、蝗、瘟等灾患。皇帝大多会选择带头祷告上天,并且下“罪己诏”。
皇帝承担责任,然后下令救灾救疫,效果自然比老百姓自生自灭要好很多。汉朝的皇帝是历代因为天灾,下“罪己诏”最多的朝代。如西汉的汉文帝,汉元帝、汉成帝,东汉的恒帝等都下过针对瘟疫的“罪己诏”。在那个年代,这对于提振人心,共度时艰,还是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的。
而官员们也相应地要求被承担起责任,对于疫时首先待遇必然会受到相应缩减,用于抗疫。并且皇帝会派出心腹大臣前往受灾的地方,去主持并监督抗疫。
甚至王莽在元始2年,借着汉平帝刘衍的名义,祷告上天之后。专门建造或者征用了一些较大的便于隔离和通风的房子,将病人相对集中隔离起来,有朝廷派出医生和药物免费给予治疗。这个理念非常先进,颇有点临时时疫医院“小汤山”的概念。
很可惜东汉并没有把这一套继承下来,所以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大规模的寒热病流行,朝廷不管,张角那些靠画符忽悠老百姓的看病的就替朝廷管了。
喝了张天师的符水,扛过去了,那是张天师灵验,没扛过去,那是自己心不诚,罪有应得。他们管的结果,就是引发了黄巾起义,导致了东汉的灭亡以及三国的鼎立。而对百姓疫情救治真正有贡献的是张仲景这样的全科医生,他在众多病例的临床治疗中,总结了前人的方法,留下了《伤寒杂病论》,最终被后人封为医圣。
魏晋南北朝时期,光熙元年(306年),宁州频岁饥疫,死者以十万计。晋惠帝司马衷很关心地说“何不肉糜?”隋朝大业8年(612年),就在隋炀帝首次发起东征,同年山东、河南大水,水灾后便是大疫。如果隋炀帝兼顾一下国内的环境,懂得爱惜一下自己的子民,后来或许大隋朝也不会亡。
一直到了宋朝,才再次恢复实现了王莽时的政策。发生疫病时,由朝廷组织医生为患者义诊,药费由朝廷支出的相应制度。
两宋300余年间,共发生了大规模的疫病近40次,因此积累了丰富的疫病防治方案。平时宋朝设有较为健全的医事组织,包括翰林医官院、御药院、太医局和惠民和剂局,几百人都是事业编制。平时研究医药、服务皇家,和老百姓没有关系。但是一旦发生疫情,朝廷立即将他们派出去,“每日巡门体问看诊,随证用药”;药由户部买单,惠民和剂局征办,不要老百姓掏钱。
宋朝至和元年(1054年)“京师大疫”,宋仁宗让太医们配药方赈疫,并且把自己最宝贝的通天犀犀角都贡献出来给老百姓用了。太监舍不得,他说:“关键时期,我怎么能因为一个犀牛角而不顾自己的百姓呢?”
疫病流行过一段时间就会卷土重来。历史上,只要皇帝重视,集中全国之力,派出得力干将,科学管理,疫病会终究会得到控制。
康熙因为自己得过天花,所以在康熙21年(1682年)下令全国各地接种牛痘预防天花,使得清初肆虐的天花在有清一朝得到了相对的控制。
就连 1910年11月,那会离清朝灭亡还有1年多时间,东北爆发肺鼠疫。伍连德在东北抗疫,用了很多现在仍然原始但有效的方法,比如戴口罩,集中隔离,火葬处理病死者尸体,等等。但是在当时的东北,由于传统因素“入土为安”,“火葬”受到的抗性很大。当时的宣统皇帝溥仪(内阁借他名义)下了自己一生中最有含金量的圣旨,同意“火葬”,并且要求东北民众必须执行。最终肆虐哈尔滨半年之久的大鼠疫,完全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终于被遏制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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