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古代医疗水平，以及卫生都很差，发生瘟疫是怎么控制的？

瘟疫是人类历史上绕不开的一种疾病，无论当今还是过去，瘟疫都以传染性强、爆发速度快和致死率高给人民带来深厚的苦难。

古代科学技术落后，古人对瘟疫的认识和应对方法远不如今天。但是只要是在灾难面前，一个正常的社会都会竭尽全力的应对并且求存。

我国祖先经过长期的经验总结和传承，在应对瘟疫上有一整套自己的方法。这种方法传承到现在，不管科技如何，其核心实质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整个社会都会团结一致，以求尽快自救成功。

我们就以万历十六年到十七年发生在徽州瘟疫来做例子，讲述一个就有组织能力和自救能力的地方社会如何展开自救，和瘟疫做斗争的。

根据《徽州府志》记载，万历十六年和十七年（公元1588年到1589年），徽州爆发瘟疫，徽州下辖的六个县份无一幸免。

这一场瘟疫其实是从六年前就在全国爆发，不过当时的社会组织水平没有办法在源头上遏制住瘟疫传播。所以这这一场瘟疫演变成全国性的，徽州也不可避免卷入其中。

瘟疫传播到徽州时，徽州百姓一时之间极度恐惧。疫情死亡人数太多了，造成的后果远远超过一般的旱涝饥荒。极度的恐惧又容易使得百姓求助于封建活动，这也导致有一些不负责任的人利用疫情制造混乱，谋取钱财，社会秩序一时之间陷入混乱。

中国历代王朝在治理旱涝饥荒等自然灾害上拥有丰富的经验。遇到重大灾情，地方官员需要第一时间上报，获得许可后立即开仓放粮，救济灾民，尽量减少流民，保证当地秩序。灾情结束后，一般情况都会下令减少赋税，令当地民众有自我喘息的空间和时间。

但在治理疫情上，“今之人皆知救荒，不知救疫”，可见当时治理瘟疫的难度有多大。

徽州地方官员除了积极上书朝廷，需要得到朝廷和万历皇帝的资源支持外，积极展开自救。

一、杏林医者以悲悯之心全力救治诚然，中医在预防疫情这个方面不如在疫情治理上。中医其实在治理瘟疫上，很占优势。

在当时的背景下，那些深受儒学影响的杏林高手常常无偿公布治理瘟疫的药方，而且尽量采用普通之家都可以承担得起的药材。徽州府这次爆发疫情，就有不少杏林世家无偿看病抓方子，提供给百姓。

根据《橙阳散志》卷四《人物志・义行传》，一位叫做江若清的徽州大夫给人看病，提供药材，经他救治的病人存活下来的很多；一个叫做余淳的大夫，他提供的药方，救人无数。

二、全民捐钱捐资，共渡难关在各个电视剧中，我们常常见到那些具有侠义心肠的男女主角积极参与施粥。这并不是什么虚假情节。每当灾难来临时，施粥是治理瘟疫中最为常见而且最为有效的办法。

这是为了当人们尽量保存体力，避免因为饥饿造成自身免疫力全盘下降，增加存活下来的概率。

每当灾难来临时，传统社会的乡绅都会尽可能的出钱出力。这也成为当地官府自身力量不足时，他们重要的力量依赖。当时乡绅可能平时吝啬，但是面对大灾一般都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和官府一起商定如何设置粥棚，力保贫穷地灾民不被饿死。

为什么当地乡绅一般仅仅施粥，而不是提供更好的菜石呢？这也是一种长期抗击灾害的方式。施粥成本相对较低，在官府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下，可以减轻施粥之人的负担，同时又能够惠及到更多人。我们不能为了赈灾，让那些本来有资源的人因此陷入更大的压力之中，甚至因此陷入贫穷的状态。

除了施粥，有些时候还会有人捐资埋葬死者。古人从来事死如事生，何况死于疫情的人，如果不加以妥善掩埋，对遏制疫情传播百害而无一利。因此，除了组织医药和食物，官府在情况完全没有大崩溃的情况下，都会鼓励当地人积极埋葬死者，这也符合古人的人道主义精神。

对大力支持抗击疫情的人家，政府都会给予相应的表扬，有些时候还有税赋和劳役减免。这是朝廷给予激励和肯定的一种方式。这对于提高乡绅在当地的声望很有帮助。对于百姓、朝廷和大户来说，是一种三赢的方式。

三、力保治安疫情面前，各种人性都会轮番上演。

有倾尽全力救治的人，就有无赖小人趁机作乱，谋取好处。

尤其是在重大疫情面前，昔日繁盛的城镇和村落，有可能人烟断绝，社会秩序进一步空白，盗贼横行，利用百姓的恐惧和愚昧心理，让当地社会乱上加乱。

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组织能力的官府和当地士绅会联合起来，组织人手，排兵布阵，一方打击盗贼，一方面维护社会秩序，尤其是在施粥现场，一定要避免任何动乱的产生。

四、朝廷的应对之策不得不说，古代时期应对灾难的速度上，远远没有做到及时高效。

比如在开仓放粮上，权限直属于朝廷和皇帝。官员上书上报灾情后，朝廷需要加以核实和决策。古代通讯条件和交通条件又很慢，一来一往，可能灾情已经从可以遏制到进入恶化期。

同时，中央缺乏系统全面的救治办法，更加造成了救灾工作的滞后性。面对旱涝饥荒这些灾难尚且如此，那么面对疫情发展凶猛的瘟疫，应对能力就更不要提了。

万历十八年，就有大臣上书万历皇帝，建议“有遇重大灾疫，许令各府州县，作速申文，合于府按，既许便宜动支社仓积谷，及本部事例义输等银。”意思就是以后碰到疫情，允许地方负责人上报后，就可以自己做主，动用粮仓和银两等，尽快开展救治工作。

这个建议应该是意识到获取朝廷授权对于治理疫情的不利之处。可惜这样的建议，搜遍史料，我们发现，再无下文。

这其实和封建王朝集权的本质相冲突。封建帝王自然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粮食和钱银的王朝统治的根本要素之一，来什么“向下授权”，自然为朝廷所不喜。

五、总结《防范・悯时疫》中记录了古人总结面对灾难的六个要点：

1. 垂死贫民急施粥；

2. 疾病贫民急医药；

3. 疾起贫民疾汤米；

4. 既死贫民急墓葬；

5. 遗弃小儿急收养；

6. 轻重系囚急宽恤。说完了明朝后期徽州如何应对这一场瘟疫，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出，古人在应对瘟疫上，大致上是沿着以上的方式在应对。

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人在面对瘟疫时，自救意识和自救能力特别强悍。而且在灾情过后，整个地方社会有些很强的自我恢复能力，这背后都有一股别的文化社会中无法理解和做到的能力——内部的团结能力。

还要特别说明一点，无论今古，在面对疫情灾害时，舍弃自我甚至舍家舍业冲在第一线的人都是杏林医者。在这个特殊时期，尤其如此，对众多抗疫的医务工作者，表示编者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