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是否承载历史使命的人？商鞅变法改变的不止是中国的历史更是改变世界历史对吗？

用“蝴蝶效应”解释历史现象，有点儿搞笑。二世而亡的例子太多了，除秦以外，还有晋、隋等等。大秦崛起还有至少八代君主和无数将士、客卿的功劳。

商鞅的翅膀再大，也扇不过黄河、秦岭，扇不过秦惠文、武、昭襄、孝文、庄襄、始皇帝六代，更扇不过汉唐、太平洋和地中海。我们只能说商鞅变法为大秦崛起奠定了制度、法律基础，他只能改变当时的秦国，而对中国历史、世界历史的改变还谈不上。

商鞅变法为后世施政改革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其变法措施是针砭时弊、切中要害并符合秦国富国强兵战略的，但以严刑峻法为保证，是急功近利的极端之举，其本人当时即身死而车裂，可谓教训深刻秦孝公元年（前361）卫鞅入秦，三年与甘龙、杜挚论争，徒木立信后颁布新令，开始变法修刑。第一批新法内容主要为：①建什伍，行连坐、告奸；②民有二男者分异；③战斩一首晋爵一级，惩私斗；④奖励耕织；⑤宗室论军功。第一次变法的成果，《商君传》有专门描述：

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十二年，秦徙都咸阳，制定第二批新法：①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②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置令、丞、尉，凡三十一县；③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④平斗桶权衡丈尺。对第二批变法的成果，《商君传》也有记载，结合纪、表和后世考证，整理如下：

居五年（即孝公十九年），秦人富强，天子致伯。（二十年）诸侯毕贺。商鞅变法从其内容来看，可以说着眼于秦国现实，立足于未来争霸中原，应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带有鲜明的“刑名”家的特点，而且是移植李悝法令，以中原文化来改造秦国社会的。他在与赵良对话中自诩道：

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有两件事儿，足于说明“刑名家”是幼稚甚至是愚蠢的：（1）公子虔是当时秦国第一武将和大庶长，名副其实的“秦公二号”，战功无数，是秦人的骄傲，但四年黥之，十五年劓之，虽震慑了秦国，也为卫鞅身败名裂埋下了祸根；（2）十二年“秦民初言令不便有来言令不便者”，卫鞅尽迁之边城，完全不要盟友，缺乏广阔胸襟和政治谋略，死得其所。

历史上记载卫鞅三次将兵：十年为大良造围固阳（梁玉绳考证非魏都安邑），次年方降之；二十二年诈破公子卬魏师，还封商君；二十四年以商於兵北上攻郑自保，为秦兵杀于郑之彤地。其用兵乏善可陈。

孝公卒，商鞅身死车裂。商鞅变法也只能在当时秦国才能成功，一是秦国华戎杂处，文化远比齐楚魏落后；二是秦国近百年积弱，一代雄主秦孝公横空出世，没有他的全力支持变法寸步难行。与其说商鞅变法成功，不如说秦孝公才是承载秦国历史使命的人

秦孝公接过先君献公的未竟事业，“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可以说春秋霸主秦穆公是秦人的灵魂和标杆，他出口诗三百，恩惠盗食良马的野人，任用五羖大夫、蹇叔和由余，三扶晋国之君，与晋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所以，一个曾经领先世界的民族和文化，重回世界之颠是必然的。

但进入战国，秦国很凄惨。秦孝公在《求贤令》中写道：

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六国卑秦，丑莫大焉。将秦之衰也归结为秦厉共公，而孝公高祖怀公、祖父灵公最无作为，却只字不提，既不确，也为亲者讳。事实是，秦之不幸，在于战国初期第一霸主魏文侯、魏武侯崛起，在河西大肆扩张，秦频繁“立弟”“立季父”等立长者，杀怀公、杀出子等弑庸君，无不是秦公族无法抵御强魏焦灼的体现，直到他们于魏迎回流亡磨砥、胸怀大志、老成持重、已届不惑的前灵公废太子嬴连（依《吕览》而非《索隐》）。但献公经过十八年的改革积累（止从死，徙栎阳，县蒲、蓝田、善明氏，作畦畤），方在生命的最后五年对魏发起强力反击，洛阴、石门、少梁三战全胜。尤其石门之战，斩首六万，天子贺以黼黻。纵如此，献公所面对的已是穷兵黩武的魏惠王而非魏文、武，且处于本土作战，还未恢复到秦厉共公时的强盛（蜀、楚、晋来赂，越人迎女，绵诸乞援，城南郑，伐义渠虏其王）。

因此，秦孝公在《求贤令》中发出誓言：“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商鞅听闻此令，西入秦。

即使商鞅变法后，直至孝公卒，至少河西上郡、西河少梁还在魏国手里，光复河西、东出三川河东直至呑食六国，还待后世惠文、武、尤其昭襄王等代代砥砺前行。

结论：秦孝公是秦国富国强兵的奠基人，千年难遇的君臣际遇之下，商鞅助其完成了历史使命。但商鞅变法的得失，数千年来一直为后世反思，其意义远大于变法强秦本身参阅书目：《史记三家注》，点校修订本史记之《秦本纪》、《六国年表》、《商君传》，《史记志疑》，《吕氏春秋》，《商君书》，《中国历史地理图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