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为秦建百世之功，可为何他国从未效仿？

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

―――《论衡・书解篇》

商鞅变法使秦国国家发展历史上最为重要的转折点，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的综合实力是比较弱小的，并且在魏国的打击之下，土地面积逐年缩小，甚至在秦出子的时候，秦国的统治者就已经有放弃诸侯国的地位，重新回到陇西地区继续做半农半牧的农业部族的想法了。

而在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却扭转了这样的局面，国家实力稳步增强，并且逐步超越了山东六国，成为了真正的诸侯强国。

由此可见，商鞅变法给秦国带来的好处。而商鞅变法的特点也是非常明显的，最主要的就是确立了法治的地位，明确了法律的作用，并且以法为中心创造了一套完备的国家发展体系，让各个阶级都能够依据法令各司其职。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特点鲜明，而且效果明显的变法却只有秦国一个国家算是基本彻底完成了，那么为什么其他的国家没有效仿秦国的变法呢？这其实与变法的性质以及其他国家的发展基础有关。

一、基础制度难相融

其实各大诸侯都有自身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制度，从立国开始，国家的基础发展形势基本上就已经定了。

像是燕国，从西周开国时期立国，至此奉行的制度与西周的政治传统大致类似，是一种类似于王道的治国形式，在这样的基础上，血脉的观点深入人心，人们对于王族和贵族的崇尚以及尊敬是无法改变，也是没有道理的，这样的制度导致燕国是一种贵族统治，而划分贵族的标准就是血脉和身份。

因此，礼乐制度是燕国的基础之国形式，在这种制度下，燕国的社会秩序是比较松散的，没有硬性的规定，也没有必须要遵守的规则，人们几乎是道德标准和礼乐制度之下的身份差距来约束自身的。

但是像秦国的法治变法，主张的是法的作用，也就是硬性的规定，无论是什么样的人，无论有着怎样的身份都必须去遵守。

因此，社会的发展就会变得非常的严肃，可是在道德约束下习惯了的人们一旦受到法治的约束就会感受到压力，甚至这种压力会变成压迫，而有压迫就会有反抗，会导致国家的发展不稳定。

而与燕国类似，像齐国、魏国这样的国家，它们本身的发展状态决定了基础制度的实施，也决定了它们的变法形式，再后来齐国进行的是吏治变法，与他们强盛的经济发展状况相辅相成，是依托着百姓富裕安乐的方向进行改善的，魏国也大体如此。

所以说国家的发展形势所决定的基础政治制度并不一定都能与法治制度相融合，也不一定都能够像法治进行转变，如果国家强硬的要求这种转变，可能换来的是另一种方向的混乱，很有可能得不偿失。

此外，有基础制度所决定的国家内政发展形势以及权力划分也对变法有着阻碍。

二、国家内政有阻碍

我们知道商鞅的变法主要是针对贵族而言的，以法治为手段革除贵族的权利，让君主达到集权的目的，如此一来，变法者必定会与原本的贵族一派形成对峙，因此，贵族在国内权力的大小对于变法的实施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比如说楚国，楚国本身就是以分治制度治理国家的诸侯国，国君将大部分权利分散在贵族手中，形成了一种类似于分封制度的治国形式，而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贵族几乎就是国家发展方向的决定者，试问，如此情景，想要革除贵族手中的权利还会容易吗？

所以，当有人在楚国提出变法的时候，不是被陷害至身首异处就是被贵族联合赶回老家，比如说吴起和屈原。

再比如说赵国，赵国是一个崇尚武力和军事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的内政精力几乎都放在了军事实力的提升上，对其他方面多有遗漏，而法治变法则是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变法，放在赵国这样的发展环境中很难得以圆满实施。

所以，一个国家的发展内政对于变法的实施也有着很大影响。而相对于这些国家，秦国的发展状态则有所不同，本身作为东周的开国诸侯，秦国的历史底蕴比较短，在内政方面没有明显的风格，不像燕国或者楚国一样有着根深蒂固的思想束缚，所以秦国如果想要改善内政方针是有可以实施的余地的，并且实施起来相比其他国家也较为简单。

当然，无论是制度的阻碍也好，还是内政方面的阻拦也好，这都是客观方面所必然存在的问题，如果真的君臣一心，问题也不是不能够克服，但是，这些国家仿佛没有秦国那么好的运气，没有遇到一个实施变法的最佳时机。

三、变法时机难复制

事实上，秦国在进行变法的时候也是困难重重，虽然秦国的历史底蕴没有那么完备，内政方面也没有具体的明显风格，但是变法改革是一种创新的形式，不可能所有人都理所应当的接受，当时秦国也有贵族存在，也有一些臣子是守旧的思想，可是这一切都在秦孝公与商鞅的支撑之下一步步解决。

并且，秦国进行变法的时机比较合适，它是在战国初期的时候进行的，当时天下局势的变化并没有太过复杂，而且周王朝的统治也没有像战国中后期那般衰微，统一的局势不是很明朗，国与国之间的发展实力也并没有太大的差距。

因此，各个国家其实都处在一种观望的地步，并没有太大发动战争的欲望，这也是一个比较安定的外部环境，而外部条件的安定再加上秦孝公和商鞅在内政方面的不懈努力，可以说是秦国进行发展的黄金阶段。

而且其他国家想要在秦国变法完成之后再进行效仿时机上就显得不那么合适了，。先，秦国的变法已经强盛起来，诸侯国之间的厉害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国与国之间发生战争的频率不断上升，再加上魏国超级大国地位的遗失让中原地区再度重新洗牌。

当此之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长时间的空余去进行变法，所以变法的时机也是很难复制的，相对于秦国来讲，这些国家确实也少了一些运气。

小结：

所以我们综合上述叙述来看，就算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完整的复制商鞅变法的成功是有诸多原因所导致的。

首先，各个国家的发展基础不同，这导致每个国家都有相对合适的发展状态和形式，秦国的变法虽然成功，但是这是因为变法的性质能够与秦国的基本国情相结合，如此才会展现出超乎想象的效果，而如同燕国、齐国或者楚国这样拥有非常明显内政风格的国家来讲，法治变法也并不一定合适，这是基础政治制度以及内政方针上的阻拦，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

其次，国君与变法的臣子信心不足，这导致他们很难解决在制度和内政上的困难，如果连君主都不能坚定决心，那么下属的臣子还能够前仆后继吗？再加上当时环境的变化让时代的格局变得错综复杂，这些国家也没有像秦国变法时那么稳定的外部环境了，这让本身变法决心就不坚定的君主更加知难而退。

所以，对于山东六国来，它们很难复制秦国的成功，但是哪怕不去效仿秦国的变法，它们也完全可以寻找一个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可是君主却很少将心思放在国家发展身上，如此，最终面临一个灭亡的结局也就不那么出乎意料了。

因为商鞅变法触动了旧贵族的根本利益，所以他国从不效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