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为何只推行了短短百余日，就失败了？
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维新变法”等，是晚清时期一次很重要的革新运动。当时，清廷内忧外患，前途渺茫，而有识之士开始寻求变革，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通过光绪帝倡导学习西方的求新求变热潮，提倡发展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推行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因而尝试着推行变法。
光绪皇帝（剧照）
戊戌变法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实施。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试图更新朝政；二是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力图通过经济改良来提振经济；三是开办新式学堂，吸引人才，并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四是创办报刊，开放言论，传播新思潮；五是训练新式陆军海军，意图通过革新军制来加强军力；六是在科举考试中废除八股文，以此来选拔新型官员，去除衙门中的庸官。
康、梁等和光绪皇帝所描绘的变法图景是很美，很吸引人的，可是，他们的期望太高，务实措施太少，以理想化的政治期望来代替现实的政治步骤，低估了保守势力的巨大反扑能量。结果，由于变法严重损害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派的根本利益，从而遭到慈禧太后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的强烈抵制与疯狂反扑。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逼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斩杀了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戊戍变法只延续了103天，便在保守势力的反扑下彻底失败了。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它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革新运动，它推动了爱国救亡思想的传播，推动了思想政治改革的展开，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思想启蒙运动；变法促进了思想解放，唤起了民众的革新意识，开启了对旧思想旧制度的反思和批判，促进中国近代社会迈开了革新的步伐。
康有为和梁启超
第一，变法前的局势
（一）爱新觉罗·载湉直到亲政后，仍无法真正掌控朝中权力，慈禧太后一直在掌控朝局。
载湉是慈禧皇太后亲妹妹叶赫那拉·婉贞的亲儿子，他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1875年1月）被两宫皇太后立为帝，由慈安、慈禧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两宫垂帘，本为“一时权宜”之举，西太后曾保证“一俟嗣皇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2册）而且，光绪十二年（1886年）六月初十日，慈禧太后在“懿旨”中再次重申归政之意，并宣布“著钦天监选择吉期，于明年举行亲政典礼”。（《德宗景皇帝实录》卷1）
表面看来，慈禧太后信守诺言，是有意择机让光绪亲政，可是，实际上，慈禧太后是在预谋能在光绪帝亲政后她仍可以有效的方式操纵清廷大权。对此，皇室中的醇亲王奕譞是心领神会的。奕譞在两年前的“甲申易枢”取代很有威望的恭亲王奕訢掌管中枢，成了慈禧的心腹。他了解慈禧，知道慈禧是不会完全放手让光绪帝亲政的，于是，他曾上奏恳请慈禧太后“训政”，并请求以当时体制，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这正是慈禧太后所想要的，于是，慈禧太后接受奕譞的训政请求。不久，礼亲王世铎也讨好慈禧，就训政的细则奏报慈禧太后允准，其中包括“凡遇召见引见，皇太后升座训政”一条，这其实与垂帘听政没有任何区别了。
光绪十三年（1887年）正月，表面上看，是载湉正式亲政，其实，是慈禧已经布局好了光绪帝亲政后慈禧的训政方式，光绪帝名为亲政，实乃仍受西太后垂帘掌控。而且，慈禧太后还把她的内侄女都统桂祥女叶赫那拉氏嫁给载湉做皇后，即后来的隆裕太后。这等于使”训政“有了双重保险。
光绪十五年（1889年）正月二十六日册封皇后，二十七日大婚。光绪帝正式亲政，表面看，慈禧太后遵守旧制，皇帝一大婚，便让其亲政。慈禧遵守祖宗之法，而且，她还立马搬出皇宫到颐和园去“颐养天年”。
但是，这只是表面现象，慈禧是不会真心把朝中权力真的交给光绪帝的。她在归政前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确保她仍能掌控大权。
首先，慈禧太后在文武官员的任命上多是重用效忠于她的人，光绪帝亲政时，其属下大臣皆是慈禧太后听政与训政时的朝中重臣，光绪帝说话根本不管用。
其次，慈禧太后将光绪帝的读书处由毓庆宫改在颐和园附近的西苑，慈禧要求光绪帝每日到颐和园向她请安，而这让慈禧很方便对绪帝的动向进行监视，这使得光绪帝在亲政后每逢欲处理朝中大事，皆需向慈禧“禀白而后行”。
再次，慈禧太后还利用光绪帝的皇后，以及光绪帝身边的太监、宫女等及时通报消息，掌握光绪帝的动向，以便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一个刚刚亲政的年轻皇帝，是斗不过历经朝局风云的老辣皇太后的。
不过，光绪帝毕竟年轻气盛，雄心勃勃，且很有独立心态和想有一番大作为的心思，尽管慈禧太后对其采取了各种箝制措施，但亲政后的光绪帝感觉自己长大了，成熟了，不再那么服慈禧的管教了，他很想能实施他的政治抱负，于是，光绪帝便与慈禧太后逐渐有了矛盾，两人的政见分歧越来越大。
（二）光绪帝力主拒和主战，甲午对日海战失利，这更使光绪帝坚定变法的决心。
光绪十六年（1890年），驻美公使张荫桓自美国归国。载湉很想了解外面的形势，于是，急切召见张荫恒，询问国外情况。接着，载湉从驻日公使参赞黄遵宪要来《日本国志》，还阅读了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他一方面对中国积贫积弱状况有较深入的了解；另一方面，对日本明治维新开始感兴趣，留意并进行研究。
光绪帝朝服像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农民战争爆发，日本借口保护侨民，增兵朝鲜，蓄意挑起中日战争。此时，光绪帝和他身边的大臣开始感到日本对中国的挑衅，因而积极筹备抗击日本的战争准备。
光绪帝多次下诏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筹备战守事宜，并命南洋各督抚大臣预为筹备，可是，此时的朝中重臣李鸿章感到中国积弱，很难与日正面抗衡，于是，想恳求列强出面帮中日调停，李鸿章这是想借力“以夷制夷”。然而，光绪帝并不赞成李鸿章的做法，他于六月十三日下令派翁同龢和礼部尚书李鸿藻参与军机处事宜，与诸军机大臣会商中日朝鲜争端。翁、李二人提出备战御敌之策，获认可。次日，两人与诸臣联衔向光绪帝递上《复陈会议朝鲜事宜折》。有了这一折子，光绪帝主战信心更强，他再次下诏令李鸿章抓紧军事部署。
可是，就在李鸿章与光绪帝因意见不和仍处于磨合时，本已做好了发动战争的准备。于六月二十三日，北洋海军“济远”“广乙”舰护卫“高升号”轮船运兵行至丰岛海面，早已备战的日本海军突然发动袭击，击沉“高升”号轮船，挑起丰岛海战。至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已成事实，此时，满清朝野上下主战御敌的呼声日趋高涨，光绪帝也毅然决定对日宣战。
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日，光绪帝发布对日宣战“上谕”。载湉强调：日本事先挑起事端，侵略挟制朝鲜，恐导致事件难以收场，因而清廷必须出兵讨伐。
可是，此时的李鸿章仍然犹豫不决，而光绪帝一方面警示李鸿章不要贻误军机；另一方面直接下令在朝鲜牙山南路的叶志超与进入朝鲜北部的清军夹击侵朝日军。
为了筹集军饷，支持与日作战，光绪帝下令停止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去修颐和园的经费，但是，李鸿章却阳奉阴违，并没有按光绪的旨意办，他知道听慈禧的更重要。
清廷重臣与皇帝，与前方战将心思不一，加上匆忙应战，致使接连战事失利，牙山战役失利，平壤之战战败，鸭绿江江防之战失利，日本乘势发动了辽东战役，连陷九连、凤凰诸城，后来连大连、旅顺也相继失守。之后，又占据威海卫、刘公岛。中国军舰被夺，海军全被击溃。
战败了就失去了外交主动权，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二十三日，李鸿章到日本谈判，他坚持“宗社为重，边徼为轻”的宗旨，与日方草签了屈辱的《马关条约》。
光绪帝还是很有骨气的，见李鸿章草签的条约内容苛刻，便以割地太多为由，拒绝签字用宝。条约一事消息传出，爱国官员和文人学士非常愤怒，掀起了上书潮，拒绝接受条约。而光绪帝想以迁都为由与日本周旋，他自认为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案，于是，他带着这方案至颐和园请求慈禧太后接受此方案，可是，却遭到慈禧的拒绝。
接下来，四月初八日，便发生了朝中重臣群起逼迫光绪在条约上签字的事。军机大臣孙毓汶拿着李鸿章从天津送来的和约稿本，会同权臣奕訢等人，一起逼迫光绪帝签字，而慈禧太后也传来指令，要光绪务必批准和约，光绪帝十分无奈，他“绕殿急步约时许，乃顿足流涕”，最后被迫在《马关条约》上签了字，次日，实在顶不下去了，他在合约上用宝。
应该说，光绪帝是反对和约的，而慈禧、李鸿章和奕訢等掌握朝中实权的人却是接受和约的，清王朝割地赔款便是由慈禧、李鸿章等这帮求和派造成的。朝中的局势让光绪帝彻底失望，他开始思变，另找出路，以挽救清王朝。
光绪皇帝
第二，光绪帝在康有为等的推动下，推行变法
当时，民间反和约的声浪高涨，而文人举子冲在最前面。四月，康有为联合在北京参加会试的1300名举子，上书都察院要求拒和、迁都、变法，这便是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紧接着，康有为又撰写了呈给光绪帝的第三书，经都察院转呈。五月十一日，光绪帝收到了康有为的这份奏折。
此时，因甲午海战失利而痛心不已，因被逼签字用宝接受和约而痛悔内疚的光绪帝，亟切需要找到雪耻之道，需要有人告诉他强国的方略，而康有为的奏折恰好迎合了光绪的这一需要。在奏折中，康有为详细阐明了“富国”“养民”“教民”“练兵”等措施，提出了变法的具体内容，并强调务必“及时变法”，提出“求人材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图自强，以雪国耻，而保疆圉”的主张。
康有为的奏折让光绪帝看了实在太高兴了，光绪帝立即令近臣抄录四份副本，一份呈送慈禧太后，一份留存军机待日后发交各省督抚讨论，一份存于乾清宫南窗小箧，一份存勤政殿以备随时览阅。六月，康有为与梁启超在北京组建了“强学会”。康梁逐渐靠近政治中心。
此时，沙俄诱清廷官员签订《中俄密约》，攫取中东铁路权，将侵略势力伸入东北三省；不久，巨野教案发生，德国以此强占胶州湾，引发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狂潮。清廷日益衰弱，光绪帝心急如焚，他越来越想与有新办法的人接触，在帝党官员的帮助下，光绪帝加紧与康有为等人的会面。
在光绪帝与康有为的交集中，帝师翁同龢起了相当的作用，翁同龢向光绪帝介绍康有为的才华，并陪光绪帝召康有为问话。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初三日，康有为被请到总理衙门西花厅问话，翁同龢参与问话，并将康有为所陈言之变法主张整理后向光绪帝汇报。自此，光绪帝命大臣今后对康有为上呈条陈不得阻拦，需即日进呈，不得积压。在康有为应召被问话后的第五天，康有为呈上了给光绪帝的“第六书”。
在此奏折中，康有为提出了“下诏定国是”的建议，强调中国变法“莫如取鉴日本之维新”，而维新的要义有三：“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三曰设待诏所”。（《戊戌变法》第2册）这份奏折有措施有内容，大大加强了光绪帝推行变法的决心。
光绪帝与康有为、梁启超
自此，康有为开始支持光绪帝推行变法。
二月二十日，康有为第七次向光绪帝上书，他建议光绪帝以俄国彼得大帝为榜样，以君权厉行变法，自上而下搞变革。三月二十七日，康有为等人组织了保国会，由御史李盛铎领衔组织，而这开始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守旧大臣开始攻击保国会。称其为“名为保国，势必乱国”，他们还想追究入会者的罪责。可是，光绪帝则极力维护保国会，他指出：“会为保国，岂不甚善！” 支持康有为等，打击了朝中的顽固势力。
自四月份起，光绪帝帝接连采取了种种措施来推行维新变法：
首先，光绪帝派宗室王公出洋游历，亲王、贝勒由他亲选，而公以下人员由宗人府保荐，力图通过派宗亲去海外游历来开阔他们的眼界，让他们接受维新观念。
其次，光绪帝特意召见康有为，命其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授权和支持康有为来推行维新运动。
再次，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掀开了“百日维新”的序幕，开始推行革新。具体措施是：其一，载湉下诏建立京师大学堂，革新教育 制度；其二，陆军改练洋操，效仿外国军队的训练方式；其三，在科举取士方面，规定自下科始，乡、会、岁科各项考试，皆改试策论，六月，诏改定科举新章；其四，下诏令八旗两翼诸营，均以其半改习洋枪，让八旗兵学习使用西式武器。其五，七月，下诏裁去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光禄、太仆、鸿胪诸寺，将权力并归于内阁，并由礼、兵、刑部兼理之。
此外，为了授权给协助他的帝党亲信，光绪帝赏内阁侍读杨锐、中书林旭、刑部主事刘光第、江苏知府谭嗣同并加四品卿衔，参预新政。还有，他诏令袁世凯至京，想增加革新派的力量。他还支持维新派于上海创办《时务报》，以汪康年为总理，梁启超为总主笔。
在当时保守势力仍毕竟强势的状况下，光绪帝能推出这一系列的维新措施，确实是非常难得的。这既体现了光绪帝推行改革措施的强大决心，同时，又开始对保守势力和守旧体制发起攻击，而且，在文教方面，在文化方面，在思想方面，掀起了新的气象，这对于提倡新学，传播新思想，革新旧文化，传播新的政治观念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可是，在光绪皇帝所发布的新政诏令中，凡是对守旧势力的根本利益不利的，都会遭到朝中保守大臣的抵制和反对，朝中的顽固派大臣对光绪皇帝阳奉阴违，唯“懿旨”是尊，甚至明目张胆地阻挠新政的推行，光绪帝的变法诏书由于没有能有效向下颁行，根本就没有圣旨的效力。
原本，大多数新政诏令已经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了，而由于皇帝其实尚没有能有效掌控朝权，因而，光绪帝其实是受到了慈禧很大的制约的。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势力一直在采取措施阻挠新政的推行。比如，光绪的老师、他所信任的大臣翁同龢便因慈禧的干预被开缺回籍；再如，慈禧太后还胁迫光绪帝宣布，凡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官员，皆须到颐和园向慈禧谢恩， 慈禧以此来控制朝中大臣。还有，慈禧太后还把他的亲信大臣安置在重要官位上，比如，她派她的亲信荣禄去署理直隶总督，以控制京津一带的兵权。光绪帝又是也采取了一些反击措施，比如，他下令将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等6人全部革职，并奖赏王照；他任命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为军机章京，并赏给四品卿衔，让他们参加推行新政。
慈禧太后
更有甚至，光绪帝还将阻挠新政推行的李鸿章逐出总理衙门。而光绪帝的这些反击措施其实已经触犯了慈禧的底线，这使慈禧再也不能对光绪帝进行忍让了，慈禧开始记恨光绪帝，而京津一带也传出了慈禧太后要利用光绪帝到天津阅兵的时机废了光绪帝。
天津阅兵日期的迫近使光绪帝惊慌不安，光绪帝于七月二十八日交给内阁候补侍读杨锐杨锐一道密诏，称：“朕维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戊戌变法》第4册，第145页。）
从这一道密诏可以看出，光绪帝对当时朝中的局势，对该采取的措施，但慈禧的认识，以及对于自己的危险处境心理是很清楚的，而且，也敢于坚持变法，并想让康有为等积极一搏。
康有为等见密诏之后十分感动，捧诏痛哭，但皇权实乃由慈禧把持着，朝中的大权也掌控在李鸿章、荣禄等手里，维新派其实很难有所作为。康有为等思来想去，只能靠东交民巷的公使馆和曾参加过强学会、后来握有新建陆军兵权的袁世凯身上。可是，使馆区的各国公使只是虚表“同情”，并不愿干预清廷朝中的大事。康有为等无路可走，只能冒险走最后一条路，拼死一搏。他们策划了兵围颐和园捕杀慈禧太后的计策。
该计策的具体实施办法是；其一，康有为等敦请光绪帝于八月初一日召见袁世凯，并破格重赏予其侍郎候补；其二，物色湖南会党首领毕永年为捕杀慈禧太后的人选；其三，由谭嗣同于八月初三日夜访袁世凯，鼓动袁世凯先诛荣禄，再率兵围颐和园。此中，湖南会党首领毕永年比较有见识，他得知计划之后，急忙进京找到康有为，认为袁世凯不可靠，计划行不通，他便到日本去了。
袁世凯表面上答应了谭嗣同，愿意配合，他还在八月初五日再次受到光绪帝召，之后，他便赶到天津向荣禄告密，将维新派围颐和园捕杀慈禧的计划和盘托出。荣禄大惊，连夜赶到京城，向慈禧太后密报。
慈禧太后得报之后，深夜从颐和园回到皇宫，八月初六日晨，慈禧太后宣布重新训政，并立即下令缉捕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康有为很滑头，在政变发生的前一天便逃离北京，而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六君子”却于八月十三日被杀于北京菜市口。
戊戌政变彻底摧毁了维新派的梦想，慈禧太后举行临朝训政礼，将光绪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涵元殿。至此，“百日维新”彻底失败，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守旧势力完全掌控了朝局。慈禧太后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试图以其取代载湉，史称“己亥建储”。但是，西方国家在华的势力不支持慈禧改立溥儁为“大阿哥”，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月二十日，溥儁被撤去“大阿哥”称号，载湉的皇位勉强被保住了，后来，载湉在最后十年一直被幽禁，不过，他仍然坚持钻研法律和政治方面的书籍，似乎是想与慈禧熬着，想以年轻的优势等待机会再搞变法。
光绪在日记中曾写道：“我病得很重，但是我心觉得老佛爷一定会死在我之前。如果这样，我要下令斩杀袁世凯和李莲英。”可是，这段日记被李莲英发现了，他立即报告了慈禧，说：“皇上想死在老佛爷之后呢！”慈禧听了，恨恨地说：“我不能死在他之前！”（《光绪屈辱哀怨的一生》，中国网[引用日期]）可是，1908年11月14日（农历十月二十一日 ）酉正二刻三分，载湉撑不下去了，去世了，终年38岁。而在一天后，1908年11月15日（农历十月二十二日 ），慈禧太后也死了，光绪死在了慈禧之前，后来，人们发现光绪是被毒死的，但谁下毒，幕后指使的是谁？一直没有确切的结论。溥仪过继给载淳，同时兼承光绪帝之祧，一人祧两房，继承皇统，当他终于没有能维持住清王朝。
“百日维新”
第三，“百日维新”为什么会失败呢？
首先，从光绪帝的政治策略来看，他缺乏政治手段，而且，推行变法操之过急。
一是在没有完全掌控皇权的局势下，冒然推行损害保守势力利益的大变法，这得罪了保守派，又得不到慈禧的支持；二是没有能掌控朝权，在朝中，光绪帝起先重用翁同龢等，但翁被罢官后，光绪都重用康梁等一帮文人出身的新官，没有根基，没有靠山，没有政治经验，当然斗不过李鸿章、荣禄等老奸巨猾的权臣；三是对政治投机者袁世凯认知不足，康梁等对袁氏这位一贯搞政治投机的野心家的认识太肤浅，轻易相信了他，结果酿成大祸；四是光绪帝没有能掌握军权，慈禧太后利用他的亲信荣禄掌控着兵权，而慈禧便可以安心待在颐和园，一有风吹草动，荣禄便可以出兵保护慈禧，光绪帝手中没有兵权，搞变法必然是要失败的，可况他要对付的是老辣的慈禧太后。
其次，推行变法的一帮人对变法的复杂性认识不足，不分轻重，推行变法太猛了。
光绪帝所重用的康梁等人，有高度的爱国热情，对皇帝也很忠诚，对变法的信心和决心很大，但是，他们对变法的复杂程度和必将带来的严重后果都了解不足，光有胆识、决心和热情，缺乏可行性的分析和循序渐进的实施方案，急于求成，太理想化了，没有考虑到顽固守旧势力反扑的危害性和严重性，因而，使变法导致失败。西方国家近三百年才形成的体制，日本走了30年的路才建立的体制，清朝的维新派想在近十年，甚至几年时间就想完成，这怎么可能呢？康梁等太理想化了，维新派长于书斋，缺乏实际政治斗争经验和出色的组织管理能力，他们对变法的复杂性、艰巨性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把严酷的政治斗争简单地看成只“在皇上一转移间耳”，对中国国情、对封建势力阻挠破坏变法的严重形势估计不足，对帝国主义本质也认识不清，企图依靠英、日去抵制沙俄。康有为极力建议光绪“设法和英国缔结同盟”，这太不切实际了，所以，维新派的变法只是一种天真的尝试而已，注定是不能成功的。
再次，变法的思想准备和革新意识的传播不够充分，致使变法成了光绪帝和他身边几位文人大臣自己圈子里的事，得不到广大民众和中下层阶级的支持，变法必然失败。
任何变法都是革命，是一场涉及不同阶级、不同阶层利益的社会变革。所以，变法必须唤醒各阶层人士，动员起强大的阶级力量来对变法进行支持，才能使变法获得成功。可是，戊戌变法不但思想准备不足，而且，更没有能把变法和变革思想转化为进步阶级的利益诉求，没有能形成满足先进阶级需要的 变革思潮和改革措施，所以，光绪帝等的办法必然失败。
维新派变法的理论依据主要体现在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中，前者旨在破旧，后者则在立新。康有为借用孔子的权威，打出托古改制的旗号，其本意是想减小变法的阻力，但其结果却适得其反。首先，康氏学说遭到顽固派的强烈抵制，保守派攻击康梁是“伪六籍而灭圣经，托改制而乱成宪，伸民权而无君上，实属士林败类”。其次，康梁学说也为洋务派所反对。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攻击康梁“邪说暴行，横行天下”，而张之洞的观点影响了一大帮有新观念的大臣也不接受康梁的维新变法思想。再次，康梁的“托古改制”的思想理念使大多数士大夫，包括政治上同情维新派的帝党官僚，也受能接受，因而，在思想意识上，康梁的变法思想是很孤立的，没有办法获得广泛的支持，因而必然失败。
此外，变法的基本思路是移植西方的政治制度来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并寄希望于洋人帮助中国变法，而这种思路和行为与民众普遍的排外心理形成巨大的反差，容易被认为是对洋人的奴性心态。
维新派没能启蒙民众，没有能让老百姓知道为什么要变法，反而给老百姓一个印象，维新变法是搬用西方制度，而这与当时人们对于外敌的仇恨观念极不协调，所以，老百姓对于变法是很陌生，甚至反感的，而没有老百姓的支持，变法就没有民众根基，必然失败。
最后，变法太超前了，不符合本土实际状况，必然是“水土不服”。
维新派把实现君主立宪作为变法的战略目标，要求变官制、削君权、开议院并立即实行，这是一种不顾国情、脱离实际的超前行为。议院制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不断完善。日本设议院也是在维新派执政20多年以后。而在中国，“议院”一词传人仅10来年时间，根本没有实现的条件和基础。所以，康梁等的一些主张太超前了，太不切实际了。比如，康有为提出开制度局准备接管总理衙门及军机大臣的权力，这让朝中百官感到莫名其妙，军机大臣们公开抵制，张之洞更是说:“民权之说，有百害而无一益。”维新派不切实际的纲领，不仅没有能够团结更多的力量，反而孤立了自己，成了受众臣攻击的少数派。光绪帝和康梁等，这也太超前了，超前得没有根基，变法失败是必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