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的历史沿革

中华书局于1912年1月1日在上海创立，创办人为陆费逵。 初系合资经营，资本25000元，以编印新式中小学教科书为主要业务。中华书局的创建是辛亥革命的产物。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在商务印书馆任出版部主任的陆费逵与戴克敦、陈寅等，约请编辑人员秘密编写新教科书。1912年元旦，中华书局开业后，提出“教科书革命”和“完全华商自办”的口号，与商务印书馆竞争。首先出版新编的《中华教科书》，以其国旗图案抢占了大部分教科书市场。“于是改公司，添资本，广设分局，自办印刷”，后又盘入文明书局、民立图书公司和聚珍仿宋印书馆，迅速发展成为国内民间第二大出版机构。书局成立之时于福州路东首租3间店面。又在福州路惠福里设立印刷所，不久迁河南路。1913年设编辑所。沈知方（芝芳）加入，陆费逵任局长（后称经理），沈知方为副局长，编辑所所长先后有：范源濂、戴克敦、陆费逵、舒新城等。随后，总公司迁至东百老汇路（今东大名路）AB29号，并租用其旁之民房，设编辑、事务、营业、印刷四所。其编辑所后又移至东百老汇路88号。总店（发行所）先设在抛球场（今河南路南京东路口）。1915年改为股份有限公司，自办印刷所，增设发行所；翌年资本增至160万元，职工达1000余人，继商务印书馆之后成为国内第二家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出版企业。1916年迁至棋盘街（今福州路河南路转角）新建的5层楼大厦，店面10间，与商务印书馆贴邻。同年，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哈同路（今铜仁路）口建成总厂，除印刷所外，总办事处和编辑所也设于此。总厂占地面积40余亩，居当时上海各印刷厂之首。由于大量购地建房造成资金短缺，加上副局长沈知方挪用公款投机失败，又因同业竞争，售书赔本，发生经济危机，几至停业。书局曾租给新华公司，又曾与商务谈判合并而未成。后有常州资本家吴镜渊等组织的“维华银团”及董事高欣木等组织的“和济公司”给予贷款，书局才得以维持。其间，陆费逵曾一度辞局长职，任司理，由史量才继任局长，仅两个月后收回，仍由陆费逵任总经理。1917年，因资金周转不灵，几至停业。经多方设法，营业重获发展。1920年前后，书局承接印制克劳广告公司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烟壳的业务，获利丰厚。1929年创办中华教育用具制造厂，制造教学文具仪器。1932年扩充印刷所，1933年在九龙新建印刷分厂。1933年在香港九龙建立印刷分厂，设备之新，号称远东第一。1935年在上海澳门路建成印刷总厂，购置先进印刷设备，既印本版图书，也承印地图、邮票、香烟壳子以及政府的有价证券、钞票、公债券等。书局大量承印国民党有价证券和小额钞票，印刷业务更加发展。同年在澳门路469号建成新厂，总办事处和编辑所也设于此。1937年春，资本扩充至400万元，在全国各地和香港、新加坡开设40余个分局，年营业额约1000万元，进入全盛时期。抗日战争爆发后，陆费逵赴香港，成立驻港办事处，掌握全局重要事务；上海方面由常务董事舒新城等主持日常事务，设在公共租界的印刷总厂以“美商永宁公司”的名义维持营业。1941年7月9日，陆费逵在九龙病逝。随后太平洋战争爆发，领导核心内迁，在重庆设立总管理处。此间，仍然印制教科书，编辑出版各种图书杂志。抗战胜利后，总管理处迁回上海，印制教科书的业务虽迅速恢复，但图书杂志出版业务逐渐陷入困境。1941年陆费逵在香港去世后，李叔明继任总经理，上海方面由吴叔同任经理。抗日战争时期，静安寺老厂印钞部转移至香港分厂，澳门路总厂改名“美商永宁公司”，由美籍商人A.F.沃特生任经理。日军进占租界后，永宁公司被封，第二年才启封。1942年2月书局在重庆成立总管理处，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1949年2月李叔明离沪，舒新城任代总经理。7月舒新城辞职，沈范继任。1954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书局实行公私合营，1954年总公司迁至北京，同时在上海留有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1958年改组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同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中华书局被指定为该小组的办事机构，成为整理出版中国古代和近代文学、历史、哲学、语言文字图书及相关的学术著作、通俗读物的专业出版社，承担着国家级古籍整理的基本项目。2012年中华书局迎来百年华诞，举行了一系列庆祝活动。国家邮政发行了特种邮票1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