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商朝因为从事商业的“商人”才崛起的，为什么后来古代历史上商人的地位这么低？
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国古代“四等人”制度——士农工商，已经绵延很久了，这似乎已经成了必然。但在周朝以前，商朝毕竟也统治了几百年。作为一个以工商业立国的国家，商人是非常重视商业的。那么为什么周以后，商人就这么不受重视呢？
这个问题牵涉到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变革——商周之变。
武王伐纣，看起来似乎只是在朝歌干了一架，但是实际上，这是一个民族取代另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的战争。它塑造了此后三千年中国人的民族性格。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商朝是以工商业立足的，而周朝则是以农业立足的。这两种不同的求生方式直接决定了两个王朝不一样的疆域，以及执政思维。
在古代，以工商业立国的国家国土面积从来不会很大，因此商王朝也依然是一个算不上多大的王国。同时，商业讲究四处奔波讨生活，因此商王朝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不断迁都的历史。
但是农业不同，它不可能逐水草而居，它一定是“世世代代都是农民”的一种体系。而一旦建立起一个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国家，这个国家的领土就可以扩展扩展再扩展，直到扩展到畜牧业和农业的边界——400mm等降水量线。
西周这几百年就这么过来了，到了东周时期，越来越蓬勃发展的君主集权政治，就更需要农业文明作为它统治的基础了。
原因很简单，集权统治需要的是稳定的社会结构，需要的是能为他们提供稳定税收的生产方式，农业自然就是最妥帖的；而工业和商业，一个比一个不稳定，一个比一个难收税，商人一旦拥有巨富以后还有可能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
因此，春秋五霸之首的相国，就提出了这八个字：
因此，在古代君主制的环境下，自然是官僚体系第一（士），农次之，工再次，商最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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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历史上的物品交换，可谓是由来已久；传说，神农氏“日中为市”，便已有了早期商业活动的印记；虽然，此时的交换，还仅限于氏族部落间的以物易物；与完全意义上的商业活动，仍有很大的区别。专家们猜测，甲骨文中出现的“贝”，便是作为物品交换的媒介，最早使用的货币；当然，这还有待，更多专家的考证与认可。
不容否认的是，周人克商后；当聚居于东方的商人，被驱逐到南方，或被迁徙到周原时；作为殷商传统的商业活动，才在更广阔的地域内发展了起来。
最早见于史籍的商业活动，是西周初年的《尚书·酒诰》中；周武王对妹土居民讲，“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妹土，曾是商人的都邑，大概是殷商遗民居多吧；所以，武王鼓励他们，赶着牛车到远处去经商。
西周时期的诸侯国，尚处于“邦国”时期。在贵族们聚居的地方，建起宗庙，以及为贵族们服务的小工业，便形成了早期的“邑”；“邑”的外边是郊野，围着郊野建起城墙，便称之为一个“国”了；“国”与“国”之间是辽阔的荒野，即便是游牧部族，在这荒野中游猎，国君们也不会以为他们侵犯了自己的领土，所以史籍中称之为“弃地”。此时的“邑”，还没有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市”；“国”与“国”之间的“弃地”，也不具备，商业活动所必须的、安全的“商路”。
直到春秋时期，藉着“各诸侯国间频繁盟会、战争”的契机；才开始出现，网络各诸侯国间的道路；正应了鲁迅那句话，“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们于考古发掘中，出土的最早的金属货币，便属于这个时期；足可见，此时的商业活动，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
正在此时；形成了历史上，最早的商业活跃区；以郑国、卫国为核心的中原地区；和以齐国为中心的山东半岛地区。
或许，早在西周初年；基于渔盐之利的开发，纺织业的发展；山东半岛上的商业活动，已经很活跃了。据说，正是由于“一旦管仲勒紧盐袋子，半数诸侯国没盐吃”的物质基础，才成就了齐桓公的霸业。而郑、卫两国商业的活跃，则是赖于中原核心四通八达，便利的交通条件；像极了几十年前的郑州，被称作“火车拉来的城市”。
《左传》成公三年，记载了一个郑国商人；他去楚国做生意，并试图营救被楚国俘虏的晋国大夫荀荦；还有一个叫弦高的郑国商人，从事于周郑之间的商业活动；甚至有实力冒充郑国特使犒赏秦国的军队。
众所周知，卫国曾被戎狄灭国；在齐桓公帮助下，在楚丘营建了新都，才得以复国；复国后的卫文侯以“务材训农，通商惠工”为国策，使卫国很快复兴了起来。
进入战国后，各诸侯国间竞争日趋白热化；能够带来巨大利润的商业活动，越来越被国君们重视起来；大量出土的战国时期的各种金属货币，便是很好的物证。这时期也出现了，如齐国的临淄、赵国的邯郸，魏国的大梁等，大型的商业城市；以及如范蠡、子贡等，见之于史册的优秀商人。
杨宽在其《战国史》中称，此时还出现了货运“通行证”，并明文规定：陆上运输以五十辆车为限；水上以一百五十只船为限。足可见，这个时期商业活动的规模已经很大了。
不幸的是，日趋繁荣的商业活动，在“商鞅变法”后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当秦始皇统一六国，将“商鞅变法”的法令推广到全国后，更是极大的阻碍了，商业活动的发展。幸运的是，汉朝以后，伴随着张骞“凿空西域”，也开辟出一条商路——“丝绸之路”，通往中亚、以及更西的西方；同时，由南海出南洋的海上贸易，也开始悄无声息地发展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