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商人是如何发展？
商人的发展离不开生存资源，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历史上就出现了大商人和商业资本。在《史记》的《货殖列传》中就记载了先秦时期各诸侯国依靠商业贸易或者高利贷而致富的巨贾，其中就有被视为天下商人之祖的陶朱公范蠡：“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司马迁以超前的眼光肯定了商人和商业资本对社会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太史公自序》曰：“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之于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
作《货殖列传》”。他反对“重农抑商”的思想，为当时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而通过货物的交换而获得财富的社会群体立传。 商人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存在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统一货币和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都为区域间的贸易往来和商品流通创造了条件。到了汉代不仅国内商业繁盛，张骞通西域开辟的“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国与中亚、西亚等地的对外贸易。此后中国商业经济历经唐、宋两个鼎盛时期，到了明代封建商品经济已经发展得十分充分，在江南以及沿海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萌芽，一些手工业生产部门有了雇佣劳动力，例如苏州就有“机户出资，织工出力”的现象。然而，在中国传统四民思想里，商人位于“四民之末”，历代都有抑商的政策。
我觉得原因有如下几点
1.赋税：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从秦朝直至清朝，无不强调以农为本，这其中确有传统和关于百姓温饱甚至王朝稳定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统治的方便性和赋税！封建王朝农民对国家承担税、赋、役三重的责任，帝王通过大小官吏收取全国土地的地租为税，收取人头税为赋支派民众出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修河、建陵甚至戍边）为役。而无论这其中哪一项都有先决条件，即人员的相对驻地的固定性和民众的顺良。人员固定，税赋方便收取，劳役便于支派，所以有户籍制、保甲制等等，限制人员流动。特别是在盛世，人口急剧增长人头税成为很重要的国家收入组成，就更强调人员的相对稳定。商人的特性是随利而走，当然不会受统治者欢迎。
民众特别是从事农业生产的民众，其劳动的特质决定了，他们相对的稳定性和极强的灾难承受力（品行温良），相反商人的逐利本性和冒险精神是难以为人长期盘剥的！故被统治集团长期打压，地位低下。
2.经济思想的长期落后：古人只看到商人在流通领域高卖低买，赚取中间差价，便认为其奸黠狡诈，不事生产而徒分其利！认为商业本身不创造价值（甚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有此一说），反害农桑，故有重农抑商一说
这也造成了商人社会地位的低下。
3.社会心理的影响：因为以上两点，在统治阶级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刻意描述和诱导下，商人在社会大众心理中的职业地位日渐沉沦，少数行业败类的恶行被无限夸大甚至放大为整个职业群体的群像，同时，在封建社会商人本身的话语权有限难以为本阶层正名，加之国人久已有之的仇富传统，更使商人阶层整体难以摆脱地位低下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