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是如何同西方世界交往的？
鸦片战争爆发于十九世纪中前期，在此之前，因为距离遥远和政治因素，中国与西方国家并没有实现真正的邦交，双方都没有派驻大使、公使。双方的商业往来也十分有限，从英国伦敦到中国广州必须跨越大西洋、印度洋途径三个月才能到达。商品种类也很简单，外国人购买中国的丝绸、茶叶及别的一些奢侈品，而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几乎用不着任何外国货，所以中西方的经济贸易往来中国始终处于巨大的出超。再加上传统的“天朝上国”观念，中国不承认同别国之间的平等关系。西方国家的人到中国，在清朝人眼里和藩属国琉球、朝鲜、日本、安南这些国家的没什么区别。西方人不来，无所谓，不勉强。如果来了，就必须按照藩属国使臣朝见上国天子的规矩办理，传统问题、仪式问题就是重中之重。而这恰恰成为双方交往的巨大障碍。
但是作为天朝上国在这些问题上是容不得半点商量的。在清朝人眼里，外国人都是不知礼义廉耻的蛮夷，在他们的对外策略中只有剿灭和抚慰，还谈不上交往。外国人带到中国的东西，被称作是上贡，从中国带走的东西，被称作是恩赐。由此产生了一种十分畸形的同上制度。
当时全中国的通商口岸仅有广州一处，即便如此也不是全面开放。比如每年的货物交易只限于夏秋两季，外国人到广州后不能随便乱跑，只能是在中国地方官指定的地方——十三行卸货、住宿、买卖，交易季节一结束，他们必须马上离开去澳门过冬。
而十三行是中国官方指定的唯一一个对外商贸机构，官方的命令由十三行行总传给外商，外商给官方的呈文也由十三行行总代为传递。外商到了广州除了经商外在其他生活细节上也有诸多限制，比如不能随便去内地旅游、不能带兵器进入广州，为了防止外国人在中国落户，甚至连外国女人都不能进入广州。最为匪夷所思的是不允许外国人购买中国书籍、不允许学习中文。
这样的通商制度自然令外国人十分不满意，但是在十九世纪前倒也还能够容忍，毕竟来中国做生意的外国人大多是私人行为，而不是国家行为。但是到了十八世纪末期，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人随着国家行为的开始而慢慢改变了态度。因为工业革命的推进，海外市场对于英国来说已经上升到了关乎国计民生的地位。而中国对通商行为的种种限制偏偏就不利于英国的发展。
当时清王朝正处在后乾隆时代，乾隆皇帝在西方国家眼里还是作为一个模范的开明君主形象存在的。因此，英国人想当然的认为在中国受到的各种商业上的阻碍完全是广州的地方官所为，乾隆皇帝或许不清楚，如果能向他说明，相信这位伟大的皇帝一定会做出妥善安排。抱着这样一种心理，以马嘎尔尼为首的英国官方使团带着伟大的使命出发了。后面的一些具体细节想必广大读者都很清楚，在此不赘述。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马嘎尔尼同乾隆皇帝交涉的目的有四个，一是中英双方互派使节常驻两国首都；二是希望中国增加通商口岸；三是希望中国可以有一个符合经贸往来性质的固定、公开的海关税则；第四，希望中国能够提供一个可以作为英国商人储存货物的小岛。后来《南京条约》的各项条款与之相比，何其相似？
但是已经83岁高龄的乾隆大帝并没有改变把外国人当做藩属对待的传统观念，仅仅一个跪拜礼所爆发出来中西方文化观念矛盾，就让马嘎尔尼的伟大使命化为泡影。
就在马嘎尔尼出使中国的前后，欧洲大陆正被法兰西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战火燃烧，英国人的注意力全在欧洲，无暇顾及东方的商业。等到战火熄灭，欧陆平静后，英国人才把注意力又转移到了东方。还是派使节的方式，这次是嘉庆皇帝接见，但还是他爹乾隆那套，甚至是待遇还不及乾隆对待马嘎尔尼。于是中西方的第二次交涉再一次宣告失败。
和平交涉连续碰了两次钉子的英国人便决定诉诸武力，接下来就是一大串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和各种最惠外国待遇的出现。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鸦片战争前中西方的交往是中国不给西方公平待遇；鸦片战争以后就是西方国家不给中国平等待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