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战役和华夏民族形成的关系是什么
中华民族的前身华夏族是以夏商周三族为主体经过长期血缘交汇形成的，因此夏商周三族都自认为黄帝的后裔，也就是说，黄帝是华夏族的始祖。
关于黄帝与华夏族这个问题，还是要从有关黄帝的子孙的传说史料说起。
《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嫘祖可能是有虫乔氏的族女。黄帝娶有虫乔氏族女为正妃，具有加强部落联盟的意义。此外黄帝还有三位次妃。《帝王世纪》载：“元妃，西陵氏女，曰嫘祖，生昌意。次妃，方雷氏女，曰女节，生青阳。次妃，彤鱼氏女，生夷鼓，一名苍林。次妃，嫫母，班在三人之下。”四妃之中，嫫母貌丑而贤。
《国语·晋语》、《史记·五帝本纪》等书均言黄帝共有二十五子。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青阳，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鱼氏之甥也。其同生而异姓者，四母之子，别为十二姓。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苟、僖、、儇、依是也。唯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国语·晋语》）。
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史记·五帝本纪》）.关于“华夏”一词的含义，与炎黄部族形成、发展的地域（黄河中上游）有关。华夏作为一个地域文化的概念，“华”或指华山，即陕西关中地区的华岳，或说华山就是嵩山；“夏”或说因夏水而得名，或说夏就是夏族的夏。作为地域概念，华夏指中原地区；作为民族概念，华夏指居于中原地区的人民。三代的时候，中原是文化先进的地区。与华夏对称的是夷，凡处中原以外的四方边远地区、文明程度较低的四裔都属于“夷”。《左传·定公十年》载孔子的话：“裔不谋夏，夷不乱华”，这是将“裔”、“夷”与“华”、“夏”相对应提出。而《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蔡声子则直接提出了“华夏”一词：“楚失华夏，则析公之为也。”这里的华夏显然是指中原诸国而言。
华夏族是在文化上形成共同传统的、在血缘上融成一体的、居住在黄河中下游流域中原地区的古代各民族的统称。华夏族的形成有其经济基础。华夏族的主要生产方式是农业。华夏族的西北部、北部是对立的戎、狄等游牧部落及部落联盟。农业生产方式是较游牧生产方式稳定和先进的。因此，华夏族战胜并融合戎、狄，并不奇怪。华夏族的西南部和南部，虽然也是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部落（称为蛮、夷），但由于受自然条件的限制，那里生产力水平也较低下，因而最终也被生产力水平相对发达的华夏族所战胜，并融合为华夏族的一部分。
在旧石器时代，在辽阔的中国土地上生存的是大大小小许多种原始人群，每一人群，都有自身特有的文化和血统。其中著名的有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等（旧石器时代早期），有马坝人、长阳人、丁村人、河套人、柳江人、资阳人、山顶洞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到新石器时代，原始人的活动范围已广布于今天中国版图的各个省份。黄河流域有陕西关中地区、山西南部、河南、河北南部的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大地湾文化、仰韶文化、黄河下游和淮河流域的龙山文化，甘肃境内的齐家文化、马家窑文化、内蒙河套地区的细石器文化。长江中游有屈家岭文化，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印陶文化、马家浜文化。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这种种各具特色的文化，在整体上还没有形成华夏文化。
黄帝在华夏族的形成过程中起了推动作用，他促进了中原地区最早的文化大融合。通过与炎帝、蚩尤的战争，以“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史记·五帝本纪》）为标志，中原各部族就相互结成联盟，相互交往更加频繁，整个中原各主要部落的生产和生活得以共同发展，文化艺术和生活习俗方面也逐渐具有共性。
仰韶文化分布遍及中原诸省的广大地区，在此范围内至少可以划分为十余个考古文化类型。但普遍具有的若干共性却显而易见。例如陕西关中的半坡类型、豫西的庙底沟类型、郑州的秦王寨类型（又称大河村类型）等。这些类型除有局部交错地带外，均有一定的分布区域，应属于不同血统的部族所创造。然而这些不同部族在农业工具、住房建筑形式、埋葬习俗以及日常使用的陶器方面，均共性大于个性，充分显示出各部族彼此交流而导致文化融合的现象。继仰韶文化而起的龙山文化，不仅在地域分布上覆盖了仰韶文化的分布范围，而且文化类型的相对统一性更加突出，也进一步说明中原各部族融合发展的历史趋势得到了继续发展。
关于华夏族开始形成的时间，学术界目前大致有六种意见：（1）原始社会末期说。郭沫若认为：“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氏族部落的不断迁移和相互交往的扩大，各个部落之间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形成相反的利益，而在另一些时候和另一些地方又形成了相同的利益，由此引起了各个部落的分化和组合、战争和联盟，逐渐形成为不同的民族。华夏族就是这样开始形成的。”80年代中期有人更加明确地指出：“华夏族的开始形成应该在我国原始社会末期，即部落、部落联盟、军事民主主义产生的时期。”（2）与夏代国家同时形成说。谢维扬认为：“由于国家形成的过程也就是文明民族形成的过程，因而可以说，在夏代国家形成的同时，也形成了我国最早的文明民族。”而“华夏族族名同夏代国家名称的联系，对于确认华夏族是在夏代国家形成的同时形成的，是一个有利的佐证。”（3）商代中期说。王玉哲认为：“华夏族在周以前，主要包有夏、商两族。至迟在商代盘庚迁殷的前后，就已从原始部落阶段发展为阶级社会。根据恩格斯关于‘民族’理论的启示，这时华夏族的‘古代民族和国家也就在我国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4）西周初年说。范文澜认为：“中国这一名称，早在西周初年，已经用以称呼华夏族所居住的地区。”（5）春秋时期说。翦伯赞认为：“由于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春秋时期中原各国因经济、文化上较先进而自称华夏，和他们相毗邻的或是错杂居住的则被称为戎狄蛮夷。”（5）战国说。刘泽华等人认为：“到战国时期，在长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过程中，居住在黄河、长江流域的各民族逐渐融合为具有共同文字、共同经济以及相近的生活习俗的华夏族。”（以上参阅赵俪生、郑宝琦主编：《中国通史史论辞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19—120页）但是，从文献和考古材料来看，华夏族的形成与黄帝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是黄帝促进了黄河流域部落的融合，在这种融合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了华夏族。黄帝在传统上被作为先秦几个王朝的共同始祖。古书常见“三代”（夏、商、周）或“四代”（虞、夏、商、周），而虞夏的祖先是黄帝之子昌意，商、周的祖先是黄帝之子玄嚣。可见，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这几个王朝，虽有相互更替，仍有血缘和文化联系。近年已有一些学者从考古学出发，对这种联系性进行了很有意义的探讨。
许多古代民族和方国都有系黄帝后裔的传说。例如北狄、熏粥、犬、氐、蜀、苗、越等边远民族，均为黄帝之后裔。对于此类传说，有的史学家做过具体深入地研究，发现其中有些说法来源很古，确实是不能轻易否定的。
从象征华夏族的龙文化现象来看，在黄帝时代，黄河中游也有共同的龙崇拜信仰，原始龙形象出现的最早遗迹是河南濮阳老城西南角的西水坡，年代距今约6000年之久。其次是山西襄汾县的陶村墓地出土了一件彩蟠龙图形的陶盘，时间距今4000多年，后来在商代遗物中，又大量出现龙图案。在夏、商、周三族的活动中心出现龙的崇拜，说明自黄帝开始，龙作为华夏族的象征已经初具规模。黄帝不但促进了黄河中游各部族融合为华夏共同体，他所创造的部族融合方式为华夏族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范例，成为后世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格局的渊源。
在黄帝时代，我国最大的原始部族是中原地区的华夏族、东部沿海的东夷族、江汉地区的苗蛮族。这三大部族均形成于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由此形成三大文化，即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及其各自后起的河南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湖北龙山文化。黄帝打败蚩尤，促进了华夏族与东夷族融合。黄帝将九黎部落中的一部分融合在华夏共同体之内，另一部分在战败之后，被迫渡河南迁，退居南方，占据了长江中下游湖南、湖北、江西等广阔的地区。对此，古籍有不少记载。如《尚书·尧典》曰：“窜三苗于三危”。到尧、舜、禹时期，又形成了新的部落联盟，史书中称之为“三苗”，有时又称为“有苗”或“苗民”，其首领为兜。古文献一般认为三苗是九黎的后裔，如《国语·楚语》上说：“九黎乱德，……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韦昭注云：“三苗，九黎之后。”“有苗，九黎之后，颛顼代昊，诛九黎，分流其子孙，为居于西裔者三苗。”足见三苗乃九黎之后的又一强大部落联盟，它可能与当地的原有部落缔结了婚姻或联盟的关系。总之，三苗部落人数众多，又有着洞庭、鄱阳诸湖和汶山、衡山等地理方面的优势，势力得以迅速振兴，成为一个实力雄厚的部落联盟，与尧舜禹相抗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