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几千年来为什么古代商人社会地位总是被鄙视？
感谢悟空提问，很高兴回答这个问题。商人：泛指把经商作为自己职业的人，从事商品买卖或有偿服务的工作。古代士农工商四民之一。
中国最早的职业商人出现于商朝。武王灭商后，商的遗民被周公迁移至商丘，亡国之民，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土地，于是只好以货币交换的形式维持生计，久而久之，做买卖成为其专 门的职业，因为是商朝的遗民，这些人被称为“商人”，其具体职业也被称为“商业”。
始祖为:商人王亥。回答这个问题前，老漁并不认可几千年以来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所谓“士农工商”，不过是工作性质的不同，而谋生的手段是一致的，凭力气挣钱，靠本事吃饭。
“三教九流”里的上中下九流就有笼统划分，其中在上九流的“一流佛祖二流仙三流皇帝，四流官五流烧锅六流当，七商八客九庄田”中，商人或者商业竟然被排到了上九流的第七位，可见地位之高。
至于问题的“商人社会地位总被鄙视”老漁以为可能是在下九流的“一流巫二流娼三流大神，四流梆五剃头六吹手，七戏子八叫街九卖糖”几乎都被商业所占。而随着新中国成立，劳动人民翻身解放，当家做主。从北京百货大楼的普通售货员张秉贵，修脚师傅金启平到理发师傅孙玉安等全国劳模来看，那是党和人名对他们的工作认可和赞扬。
所以说对商人或商业服务业的鄙视都是不可取的封建思想残余。（图片来自网络）
从古至今，中国是一个重农轻商的国度，经商被人们视为“贱业”。古代有“士农工商”四大行业，“商”被排在了最后，甚至有时一提起商人，人们便会想到“无商不奸”、“为富不仁”等贬义词。由于中国古代人们对商业和商人的极度歧视，使商业发展受到了极大阻碍，因而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也一直居于弱势地位，无法与自然经济相抗衡。
有趣的是，尽管古代的人们重农轻商，商贾在社会上的地位较低，可是商业仍然是致富最快、极富有魅力的一个行业，以至于每朝每代都会出现几位传奇性的巨贾，他们腰缠万贯、富可敌国。他们所经历的财富故事都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值得品味、值得思索、值得借鉴、值得发扬的东西。他们这些“商圣”背后都经历了一个个传奇性的财富人生，他们所经历的发家史一定能给我们带来积极的启发和借鉴。
在中国历史上，有许许多的著名商人，他们的发家与传奇，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宝贵的启示，其中最著名的是：商业始祖王 亥。慈善商圣范 蠡，儒商鼻祖子 贡，智慧商祖白 圭，营国巨商吕不韦。堪比财神沈万三。第一富翁伍秉鉴，商业巨族乔致庸，红顶商人胡雪岩，一代钱王王 炽，商业始祖王亥：牛车拉出来一个王朝。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十大商人，被世人广为流传。王亥（公元前1854—1803年），河南商丘人，华夏商人，商品、商业的缔造者，华商始祖、商族先公之一。子姓，又名振，阏伯的六世孙，契之后，冥之长子，商部落族的第七任首领。甲骨卜辞中称为“高祖亥”或“高祖王亥”。王亥不仅帮助父亲冥在治水中立了大功，而且还发明了牛车，开始驯牛，促使农牧业迅速发展，使商部落得以强大。王亥在商丘服牛驯马发展生产，用牛车拉着货物，到外部落去搞交易，开创了华夏商业贸易的先河，久而久之人们就把从事贸易活动的商部落人称为“商人”，把用于交换的物品叫“商品”，把商人从事的职业叫“商业”。王亥，作为草原部落的游牧民族，他们在频繁迁徙的过程中，逐步掌握了役使畜力的各种方法，夏王朝初年的奚仲创造了世界上第一辆用马牵引的木制车辆。他的先王相土，用槽喂、圈养之法饲养马匹，将马戴上马笼头从而驯服了野马，再加上训练，便让马拉车驮物，成为重要的运输方式。从西北草原迁徙到中原地区之后，到了王亥时代，马拉车、运货、作战，根本不够用。那么，可不可以让牛替马拉车？这是王亥琢磨的问题。最终王亥彻底驯服了这种野性十足的庞然大物，进而将它套在华丽的双辕车上，制造了牛车。这便是史书中记载的“王亥服牛”的故事。在王亥的大力推广下，驯牛技术和牛车开始普及，商部落的畜牧业进一步发展起来，商族人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王亥被同族人推崇至极。为解决牛、羊及农产品生产过剩的问题，王亥亲自驾驶牛车载货运输，用帛、黍和粟以及牛、羊跟其他部落以物换，这一项前所未有的事业，正是王亥开的先河。从那以后，古道上经常可以见到王亥率领部落成员赶着牛车的壮观景象：一辆辆载满布帛、黍和粟的牛车吱呀吱呀地响着，一群群洁白的绵羊咩咩地叫着，一个个袒胸露背的赤脚壮汉“吼吼”地吆喝着--这绵延的牛车队伍一路跋山涉水，风雨兼程，从一个部落奔波到另一个部落……从此，王亥拥有的财富越来越多，他成了当时最富有的部落首领。王亥最后一次远行贸易，是到黄河以北的有易部落。帝泄十二年（公元前1810年），王亥和弟弟王恒一起从商丘出发，载着货物，赶着牛羊，长途跋涉到了河北的有易氏（今河北易水一带）。有易氏的部落首领绵臣见财起歹意，杀害了王亥，赶走了王亥的随行人员，夺走了货和牛羊。王亥的弟弟王恒日夜兼程逃回商丘。王亥之子上甲微非常悲愤，欲为王亥报仇。但由于诸多原因，当时未能立即出兵，4年以后，即帝泄十六年（公元前1806年），才借助河伯之师，灭了有易氏，杀了绵臣，为父王王亥报了仇。这一胜仗让富足的商族部落进一步扩大了新的势力范围。“商”这个字便是拜赐于他。商国的国力快速增长。到了王亥的第七世孙商汤时期，商国的实力已十分雄厚。当时夏朝的最后一个君王桀荒淫无度，终日饮酒作乐，不理朝政，整个国家动荡不安。商汤经过11次征战，终于取代桀灭夏，建立了商朝，并在南亳（河南商丘虞城县谷熟镇）建都。
从简单的以物易物发展到复杂的商品贸易，其漫漫脉络也就在这里找到了源头。王亥经商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华商文化文明播撒天下的进程。
慈善商范蠡（公元前536—448年），字少伯，春秋末年楚国人。春秋末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实业家。后人尊称“商圣”。曾辅佐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灭吴兴越，功成身退。北上经商，居陶，号朱公。堪称历史上弃政从商的鼻祖和开创个人致富记录的典范。三次经商成巨富，三散家财，自号陶朱公，乃我国儒商之鼻祖。《史记》中载“累十九年三致金，财聚巨万”。经商致富具有很多经商理论，致富后，肯于帮助别人，威名远播。堪称“中华自古商之祖”。他的行为使他获得“富而行其德”的美名，成为几千年来我国商业的楷模。范蠡最后老死在陶地，享年88岁，世人称他陶朱公。在范蠡死后，族人将他葬于陶山主峰西麓（今山东省肥城市湖屯镇幽栖寺村），后世的人们来此凭吊他，缅怀他的业绩及人品，汲取他的思想和智慧。司马迁在《史记》中是这样描述范蠡离开楚国后的后半生的：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范蠡喟然叹曰：“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而怀其重宝，间行以去，止于陶，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谓陶朱公。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致赀累巨万。天下称陶朱公。范蠡带着家人，泛舟五湖，飘然远引逃到有山有海、有林有田的齐国海畔。为避免身份暴露，他隐姓埋名，自称“鸱夷子皮”。在当地购买了一些土地，还亲自饲养贩卖五畜。等有了一定的积蓄之后，就利用天时、地利之便雇人开盐田，搞渔业捕捞，还兼营杂粮等生意。范蠡开始经营当地核桃、木耳、山珍野味、肉类皮毛、粮食药材等土特产，范蠡对收购来的山货开始分门别类进行放置，每种货物还分有等次。根据各地商贾的需求，他先将各类上等货用牲口运往各个要货的地点进行出售，收款后，他再购买食盐、葛麻布衣等各类日用杂货运回到镇上。这样，他不仅解决了当地人日用品缺乏的问题，自己也赚到了钱。范蠡善于捕捉市场信息。他经常跟雇工及当地的百姓、镇上的商贾在一起高谈养畜经，阔论市场行情。他对人温和友善，为人也慷慨大方，遇到天灾人祸时，他总是乐善好施，常开粥场赈济灾民。灾民听说有这么一个大善人，千里之外都赶来投奔他，不久，鸱夷子皮就名扬四海了。范蠡买卖公平，决不会倒卖腐烂变质的货物，不坑害消费者，所以，他的生意能细水长流，他的名声能传遍四方。他就是以这样的行事风格，在齐地种养经商，勤勤恳恳，在与家人的齐心合力之下，很快就积累了高达数十万的财产。齐王听说范蠡搞经济很擅长，又仗义疏财，施善乡梓，是个贤能之人，便力邀范蠡进宫，请他进国都临淄做主持政务的相国。范蠡欣然答应。在任相国期间，他大力发展经济，不仅促进了齐国与其他诸侯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冲抵灾年对齐国物资短缺的困扰，也奠定了齐国经济与文化繁荣的基础。三年之后，齐国民富国强，而这时，范蠡又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他向齐王归还了相印，决定散尽家财再次远走他乡。他说：“官高招怨，财多招忌，这都是惹祸的根苗。人贫我富，人无我有，如果只取不施，为富不仁，钱财再多也无益，还不如趁早放弃！”他把财产分散给知交和那些贫苦的老乡，携家捎带贵重财宝再一次抽身离去。范蠡举家风餐露宿，辗转来到齐国西南接近宋、卫的陶邑安顿下来。初到陶邑，范蠡自觉逍遥自在，便给自己再次改姓更名为朱公。没过多久，不甘清闲的他又开始考虑治业大计。他的家人对他颇有怨言，说：“人人都想富贵，个个都想发财，你偏偏不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富贵，还认为钱财无用，现在没钱了又重提这事，你以为钱财这么好赚啊？”他哈哈一笑说：“穷富之别，看的是你的心。只要有心，生财之道无处不有。”在陶邑，他又一次重创家业。由于当时本钱不多，他的生意不是很大，就像刚到齐地那样，平日里只做一些当地的粮盐买卖。好在陶邑四通八达，是商贾往来的必经之地，范蠡自然也从这些商家那里找到了很多商业灵感。没过多久，他又在陶邑发家致富了。他富了就爱施舍，施舍不但不要回报，还喜欢帮助穷人一起致富。后来，范蠡又散尽家财，周济那些贫困的同乡老友，为此他还表白说：“其实，在我看来，经商只不过是生活中的一种乐趣。钱财是身外之物，贪得无厌往往会适得其反。懂得用钱才能得到钱，这也是生财之道！”
功勋、财富，范蠡一个都不少，就连种田、经商也样样能成功。他出身贫寒，为越国称霸中原立下汗马功劳，却不留恋权位，在功成之时，名遂身退；他弃官从商，以治国之策治家，终于成为巨富而名闻天下；他又不贪恋钱财，在巨富之时，19年三致千金。这样的人不愧为“治国衣臣、兵家奇才、华商始祖”。
儒商鼻祖——子贡：被孔子称为“瑚琏之器”的人
端木赐（公元前520—456年），复姓端木，字子贡，政治家，外交家，中华儒商之祖，官至鲁、卫两国之相。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孔门十哲之一，春秋末期卫国黎（今河南省鹤壁市浚县）人。他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且列言语科之优异者。孔子曾称其为“瑚琏之器”。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济才，办事通达。他还善于经商之道，曾经经商于曹、鲁两国之间，富致千金，为孔子弟子中首富。相传，孔子病危时，未赶回。子贡觉得对不起老师，别人守墓三年离去，他在墓旁再守三年，共守六年。端木赐出生于富商贵族，在孔门三千弟子中，他还是“身通六艺”的七十二贤人之一。与众多贤人相比，他之所以学而优则商，不仅因为他出生商业世家，对经商有先天优势，或许还因为他受孔子学说的影响，要在书生明“义”和商人求“利”这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之间进行学以致用的实践，他想通过经商来打开学行合一的沟通渠道。他性格活泼，交往甚广，尤其是不安于现状，即便跟老师孔子周游列国，也没有停下经商活动。有一年冬天，当他获知吴国军队将远征北方作战时，便准备往吴国贩运丝棉。他知道，此时的北方正值冰天雪地，御寒丝棉是必备军需，他料定吴王夫差肯定会强征丝棉保证将士顺利远行，如此一来，吴国丝棉必会紧缺，丝棉价自然走高。及时掌握行情，善于把握商机，便有赚大钱的机会。端木赐迅速组织人马，划成若干小组到鲁国各地采购丝棉，然后安排快车运往吴国。果然不出所料，啼冷号寒的吴国百姓很快将丝棉抢购一空。端木赐大赚了一笔。从孔子门下完成学业以后，子贡先是回到卫国当了几年官。不久，就辞官不做，重操旧业，成了一个影响更大的国际贸易商人。子贡所到之处，国君们也都与他行平等的礼节，说明子贡这一介儒商做到了何等显贵的地步。顶着孔门高徒的招牌，他在商业竞争中的软实力和无形资产，也是一般的土财主商人所没有办法比的。子贡所到之处，除了做买卖，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不遗余力地宣传自己的恩师，到处讲孔子的道德风范是多么高尚，孔子的学术思想是多么博大精深。子贡将儒与商结合在一起，很快就做出了一番大事业：从国家的层面上来说，他帮助鲁国解除困境，游说齐、吴、越、晋四国，成功地进行了外交上的斡旋，子贡为了保护鲁国的利益，站在国际关系的高度，充分显示了他作为国际贸易商人的卓越才干，把商业营销技巧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成功挑起了好几个国家的连环战争，改变了春秋后期的国际政治格局。《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子贡益处，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可以这么说，从他开创了中国的儒商这个特殊群体以来，几千年来。还没有人能够在建功立业上，达到他这样登峰造极的程度。子贡所独有的才能不但使他成为儒商鼻祖，更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通人”，从而达到了亦官亦商，亦儒亦商的最高境界。可以说子贡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儒、官一体的儒商。《论语.学而》：“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遍看今日富豪，富而无骄尚且少有，富而好礼的更是凤毛麟角，百个当中不知能否有一个。
白圭（公元前370—300年），名丹，战国时人，出生在东周的都城洛阳，梁（魏）惠王时在魏国为相，期间施展治水才能，解除了魏都城大梁的黄河水患，后因魏政治腐败，游历了中山国和齐国后，弃政从商。《汉书》中说他是经营贸易发展生产的理论鼻祖，先秦时商业经营思想家，同时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经济谋略家和理财家。其师傅为鬼谷子，相传鬼谷子得一“金书”，鬼谷子将里面的致富之计（“将欲取之必先与之”，“世无可抵则深隐以待时”）传于白圭。商场如战场，只有随机应变，巧用计谋，方可立于不败之地。在今天激烈的商战中，商界仍以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为经典，奉“治生之祖”白圭为高人。
洛阳原是周朝建立的一个军事和政治重镇。周公征服殷人后，为防止亡殷贵族策动遗民重起反叛，便把他们以“顽民”称号统一安置在洛阳，以便加强监督管理。这些所谓的“顽民”不能参与政治活动，因而多数去经商。到了战国时期，经商已经成为洛阳人的重要职业。洛商层出不穷，队伍非常庞大，他们扎堆的做珠宝生意--这是当时最赚钱的行当。白圭没有跟风去做当时最能赚钱的珠宝生意，而是另辟蹊径--从事农副产品的大宗贸易，包括农产品、农村手工业原料和产品等。他的这个经营策略，主要是从李悝的“变法改革”中得到启示：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农副产品的经营将会成为利润丰厚的行业。白圭认为，“欲长钱，取下谷”。“下谷”等生活必需品，虽然利润较低，但是消费弹性小，成交量大，以多取胜，一样可以获取大利。白圭也曾苦心研究过陶朱公和计然之策，总结出一套适应时节变化的经营办法--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言外之意是，当别人不太需要某种货物时，这种货物的价格一定会十分低廉，这是买进的时机；当人们急需某种货物时，其价格一定会上涨，这时就应该卖出。在收获季节或遇到粮食丰收，农民就会大量出售谷物，这时便可大量收购，然后将丝绸、漆器等生活必需品卖给这些比较宽裕的农民；在年景不好或青黄不接时，可以适时出售粮食，同时购进滞销的手工业原料和产品。为更准确地把握市场行情和变化规律，白圭经常深入市场，了解具体情况，所以，他对城乡谷价了如指掌。而实际上，他经商总会从大处着眼，通观全局，予人实惠。白圭不同于那些囤积居奇、在荒年以储存的粮食牟取暴利的商人。他反对在粮食紧缺时蓄意哄抬物价。他认为“薄利多销，积累长远”才是商人经营的基本原则，那些只注重眼前利益的商人肯定赚不了大钱。比如说，当某些商品积压滞销时，一些奸商会坐待价格贬得更低时才大量购进，而白圭则用比别家高的价格来收购；等市场粮食匮乏时，奸商们又囤积居奇，白圭就以比别家低廉的价格及时销售，以此来满足百姓的需求。白圭的这种经营方法，既保证了自己百姓取得经营的主动权，获得丰厚的利润，又在客观上调节了商品的供求和价格，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农民、个体手工业者以及一般消费者的利益。白圭为民着想，诚信经营，很快就积累了大量财富，一举成名。白圭经商不盲目跟风，不人云亦云，他对市场信息极为重视，反映也极快，一旦出现机遇，就像凶猛的鹰扑向猎物一般果断，毫不犹豫地行动起来，绝不错过任何一次良机。同时，他还能克勤克俭，身体力行，与他的雇工同甘共苦，精心创业，是一个自制力极强的人，他绝不会因为赚了钱就去挥霍浪费。白圭还强调商人要有丰富的知识，同时具备“智”、“勇”、“仁”、“强”等素质，要求既要有姜子牙的谋略，又要有孙子用兵的韬略，更要有商鞅那一套严厉的团队管理制度，否则，经商很难有大成就。就是靠这些经商理论，白圭成为后世商人效法和借鉴的榜样。商人不仅把他奉为祖师爷，宋真宗还封了他“商圣”的称号。白圭的自成体系的商业经营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直到明清，最大的商帮—徽商还保留了许多两千年前白圭的遗风。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就曾经高度评价白圭，并说“天下言治生祖白圭”。而白圭又被后世的商人奉为自己行业的祖师爷，他的经营思想，对今天的经营者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值得经营者用心地揣摩研究。白圭“人弃我取”和“知进知守”的理财思想对现代人理财也有指导意义。以至于在现代，“白圭”仍然是财富的代名词。
营国巨商吕吕不韦（公元前292－235年），战国末期卫国著名商人，后为秦国丞相，政治家、思想家，卫国濮阳（今河南滑县）人。吕不韦是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的大商人，故里在城南大吕街，他往来各地，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所以积累起千金的家产。《史记》中亦有明确记载：“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他以“奇货可居”闻名于世，曾辅佐秦庄襄王登上王位，任秦国相邦十三年，其门客有三千人。出身为商人的吕不韦，他开创了商人从政的历史先河，甚至说他改变了中国历史也不过分。一生最得意的一笔大生意就是：结识秦流亡公子赢异人并资助其回国即位，从而成功实现个人由商从政的历史性转变。作为有史以来的最大投机家，虽然几千年过去了，但他的一生经历，对后人的影响很大；即使到了现代社会，他的权术、公关手段、自我炒作的广告宣传等做法，仍然是比较前卫的，是梦想成功的人士学习的楷模。吕不韦绝对是一个千古奇人，古今中外第一的风险投资商。战国时代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私营商业日益兴盛，商人十分活跃。此时的赵国，疆域在今山西大部、河北西南部以及陕西东北角一带，是各诸侯国的交通要道，在地理上处于六国直接面对强秦的桥头堡，战国的政治风云变幻，使邯郸发展成为各国进行情报活动和合纵连横的重要基地。在这里，各国使节和商贾名人云集，经济比较发达。外交的繁荣和各国使节的聚集吸引了大批来此淘金的商人，于是吕不韦来到了赵国，打算在赵国经商。吕不韦是个精明的商人，他深知经商之道，作为商人，仅仅囤积货物是不行的，必须在适当的时机卖出去，才能获利。吕不韦善于贱进贵出，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他为了自己经商的需要，还与赵国的达官贵人来往密切，不但能抬高自己的身价，还能给自己带来很多做生意的好机会。在邯郸经商不久，就积累起千金的家产。吕不韦经商时特别留心观察商情，分析影响生意的各种因素，以便确保决策准确无误。有一年，他从赵国到卫国去贩运一批木材，发现卫国的高粱长得茎粗穗大，十分茂盛，认为必获丰收。但随手折断几根，发现茎内都有害虫，就立即打消了贩卖木材的念头，立刻在卫国到处抢购高粱。当时卫国人认为新粮丰收在望，遂大量低价出售。结果卫国的高粱接近成熟之际，均被害虫咬死，市场价格暴涨。吕不韦趁机把抢购的高粱高价抛售了，结果发了一大笔财。吕不韦在后来组织其门客撰写的《吕氏春秋》中有这样一句话：“民之情，贵所不足，贱所有余。”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物以稀为贵”。就是说，某个物品供大于求，自然会贬值；而供不应求，则会升值。吕不韦深谙此理，所以他囤积居奇、贩贱卖贵，最终成为赵国巨富。公元前265年，秦国的王孙嬴异人正在赵国当人质。吕不韦经过多方探听，把嬴异人的身世、家庭关系、目前处境等了解得一清二楚。当他见到这位落魄的王孙时，凭他多年的经商经验，一眼便看出：多方寻觅的宝贝就在这里！所以，他不由得脱口而出，留下了一句经商名言：此奇货可居。对于经商来讲，吕不韦善于贱进贵出，懂得奇货可居，但是他经商成功后的辉煌和从政失败后的悲惨却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这也是他给后人留下的最大遗憾。而他在进行风险投资时的言行，却非常值得后人进行一番品味、思索、借鉴和扬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