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年间风雨飘摇，还是出现天文历法的进步了吗？为什么？
学术疑案，纷争不断。由于崇祯年间《崇祯历书》在中国科学史和中西科学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性，当代学术界围绕该书开展了大量的研究。然而，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研究之后，学界在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似乎仍未取得令人满意的一致答案。
先说说留给我们的瑰宝--天文历法，凸显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突出亮点之一
天文历法中国古代天文学以对多种天象的最早观测记录著称于世。公元前二千一百多年，我国就有了关于日食的记录。公元前十六世纪，我国就有了关于流星雨的记录。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日食和陨石的记录。西周时期，天文学家观测恒星，在黄道带和赤道带的两侧，以二十八个星座为标志，来确定天体的位置和许多天象。由太阳在其中的位置来确定一年的季节，并以日月合朔为一月的开端。
公元前五世纪，我国就发现了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运行情况，发现了木星的三号卫星，比意大利伽利略和德国麦依耳同一发现早近两千年。甘德、石申通过观测所测定的恒星位置，是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比欧洲第一个恒星表----希腊伊巴谷星表早约两百年。公元十一世纪，我国通过观测记录的恒星就达到了2500颗，而欧洲十四世纪以前观测到的星数是1022颗。中外历史上第一颗有记载的新星是我国公元前134年的汉代天文学家观测发现的。
当西方人还认为太阳完美无缺时，我国在公元前四三年就观测记录了太阳黑子的现象，欧洲在公元807年才有这方面的记录，比我国晚了850年。从西汉到明朝，我国记录了太阳黑子现象100余次，并且详细地描述了形状变化及消长过程。为德国人史瓦布在公元1843年提出的太阳黑子11年盛衰周期，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春秋时期，我国就有了哈雷慧星的最早记录。从公元240年到1910年，哈雷慧星共出现29次，我国古代都记录在案，并且对运行的路线、速度、时间和形状都有详细的描述。唐代天文学家僧一行第一次测量出地球子午线的长度。
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主持的全国规模的天文观测，达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中国古代天文观测开始之早，内容之丰富，观测之准确，记录之翔实，在当时世界上是独无仅有的。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成就，促进了中国古代历法的产生和发展。中国古代历法在世界上首屈一指。
在夏朝，我国就创制了将一年分为十二个月的历法。春秋未年开始使用四分历，取回归年为365¼日，取朔望月为29 499/940日，采用19年7个闰月的历法，这比希腊早160年，比罗马早500年。对比邻国印度，得以广泛流传的历法至少有几十种，基本都是太阳历，精确度各有不同。公元6世纪，印度数学家伐罗诃密希罗得到了一个比较精确的数值：年的真正长度是365.25875天。
元代郭守敬创制的《授时历》，与现行国际通用的格里哥莱历相同，比现行公历早300年。
《授时历》把一年的精度又推到了一个新的巅峰。365．2425天。这个精度，超出了印度历法，也超出了我们现在用的历法。我们现在用的历法，是每四年一个闰年，如果短期计算，就是平均每年365．25天，比《授时历》的一年要长一点。要是把每年的这个“长一点”积累起来，就很可观了：（365．25 - 365．2425）×400 = 3，也就是说，每400年，格里历比授时历就要多三天。是现代历法多算了还是《授时历》少算了呢？——即便不知道当代的测量数据，也能确定：是现代历法多算了。
《授时历》颁布，是1281年，这是个不可思议的时代，学过历史知道，13世纪的欧洲，还在茫茫黑暗中摸索，当时的欧洲发生了什么，因为记载缺乏、实物文献更缺乏，只有各种神话传说，或者零零星星的不是众多的文学作品。我们很质疑是不是有文明代差是硬伤呵……
再说说《崇祯历书》，无奈与纷争
中国历法不仅是发达而已，还很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1623年，大明风雨飘摇之际，一个德国传教士到达了北京，为了便于在中国活动，他取了一个中国名字：汤若望。此时，距离格里历颁布，仅仅过了41年。那时的《授时历》已经改名，叫《大统历》，使用300多年之后，已经发生严重偏差，所以，修订历法是必须的。汤若望就这样接近了崇祯帝，并协助徐光启、李天经编成了一部《崇祯历书》，共有137卷，完成于1634年。
很显然，《崇祯历书》和《大衍历》、《授时历》一样，可以借鉴了一些汤若望为代表的人士传来的西方数学方法，但总体框架，还是《太初历》一脉相承的历法原则——阴阳历。
史书记载，《崇祯历书》是明朝政府于崇祯二年（1629）开始组织编修的一部专业性的天文学丛书，是20世纪之前中国最重要的科学典籍之一。丛书围绕明朝天文历法机构在天体运动计算以及历书编修方面的实际需要，针对中国本土历法在理论与实践上的不足，以第谷（Tycho Brahe，1546-1601）的《新编天文学初阶》（Astronomiae Instauratae Progymnasmata）以及第谷的弟子隆格蒙塔努斯（Christen Sørensen Longomontanus，1562-1647）的《丹麦天文学》（Astronomia Danica）为中心，同时参考了从古希腊到十七世纪前二、三十年之间欧洲一些重要天文学著作[主要包括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的《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约90-168）的《至大论》（Almagest）以及开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的《天文学的光学须知》（Astronomiae Pars Optica）、马基尼（Giovanni Antonio Magini, 1555-1617）的《新天球论》（Novæ coelestium orbium theoricæ）以及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的《星际使者》（Sidereus Nuncius），等等。]中的成果，形成了一套以第谷天文学体系为框架、与中国代数型历法天文学传统风格迥异的几何型数理天文学体系（根据清朝有关现存的图书研究记载）。
该书内容既有天文学理论与天文表，又有基本的三角学与测量学知识以及相关的天文仪器知识，全面涵盖了日月五星和恒星运动的观测、数学处理与具体计算，堪称是中国天文学史和西方科学东传史上的一座空前的里程碑。无论是印度天文学在唐代的传入，还是阿拉伯天文学在元明时期的东来，其规模的宏大和影响的深入持久程度都不可与这部历书的编纂同日而语。
这套历书的编纂是出于当时历法改革的实际需要而开展的。明朝的《大统历》承袭的是元朝郭守敬等人编创的《授时历》，沿用既久，在历书推算和日月食等天象的预报上差误越来越大，改革历法的呼声也随之日益高涨。在经历了近二十年的争论以及初步尝试的失败之后，到崇祯二年五月，钦天监的日食预报再次出现差误，崇祯皇帝震怒之下，决定正式启动历法改革。他接受礼部建议，在钦天监以外开设历局，并命礼部左侍郎徐光启（1562-1633）为督修，还同意在历法改革中参用西法。徐光启在领命之后先后延聘了邓玉函（Johann Schreck，1576-1630）、龙华民（Nicolò Longobardo，1559-1654）、罗雅谷（Giacomo Rho，1593-1638）及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等精通天文学的欧洲耶稣会士以及十多位中国学者入局工作。
只可惜大明此时已经危在旦夕，来不及实际颁布这部历法，就灭亡了。接下来，就是满清时间。满清入主中原之后，大肆滥杀，竭力排除汉族官员，而满人自己又不懂天文历法，所以最后在钦天监录用的，基本都是回回官员。
当年崇祯修订历法，是因为预测日食差了一个时辰——也就是两个小时左右，和前面的推算基本吻合。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因为《大统历》也就是《授时历》使用得年头太长，而产生的必然误差，只要进行微调即可——实际上，中国历朝历代，如此调整过的历法可谓数不胜数，基本用几十年的历法都算很久了，也就是《授时历》精度太高，以至于人们一直用了300多年才发觉偏差。但是，如果不作调整，来场预测日食或者测量近日点的PK，很显然《大统历》绝对要败给新鲜出炉的《格里历》——那还用说么。
事实的确如此：满清入关之后，汤若望恭迎新主，获得了顺治帝的青睐，主导钦天监工作，他将《崇祯历书》压缩成103卷，地改了标题——《西洋新法历书》。
康熙十二（1673）、十七和二十二等年，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又先后三次对该套历书进行了重刊，并将之更名为《新法历书》。到乾隆朝，该书被收入《四库全书》，并改名《新法算书》，共计100卷。
争议与反思
自明代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之后，德国人汤若望便是影响最为深远的耶稣传教士之一，他继承利玛窦尊重国情、科学传教的策略，在历法修订与火炮制造方面为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中国人沿用至今的农历，便是由汤若望在明朝前沿用的传统旧历基础上，结合西方历法重新修订而成的。但有不少专家认为汤若望笔者，上嘴皮一碰下嘴皮，中华民族辛辛苦苦几千年的积累，就成了“西洋新法”，这究竟是怎样的脸皮啊……，包括笔者在内很多人很怀疑西方传教士与满清政府联手打压大明，打压汉民族便于奴役统治，把明朝成果阉割或湮灭。
有专家说，《崇祯历书》的编纂以及最终采纳是中国古代历法天文学发展中的一次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固有的代数化的历法天文学传统，使之走上了几何化的发展道路，为它下一步的近代化发展铺平了道路。
汤若望无疑是推动中国历法改革的使者，他将西方先进的科学理念融入到了中国的天文学体系当中，其历史功勋是客观不朽的。而我们也应意识到，诸如杨光先们对待西方科学所表现出的盲目排外，也为中国近代以来的苦难历史埋下了思想的伏笔。
参考文献：
石云里 褚龙飞，一座科学里程碑的聚散离合||《合校》引言
正是因为崇祯年间风雨飘摇，所以才被迫开展洋务运动，大力向西方尤其是葡萄牙人学习，葡澳当局与在华传教士，成为了明朝政府学习的对象。
崇祯年间，不仅天文历法进步，手工业尤其是火器制造也得到长足发展，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只可惜，随着清军入关，终结了明末洋务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