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是如何反映历史特征的

地名是人们赋予某一特定空闯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是人类历史和社会活动的产物，是社会和时代的一种标志。从语言角度来说，地名是一种表示地理位置的语言符号，从文化角度来看，地名作为人类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又是社会历史文化信息的承栽体。可以说地名是汉语文化语境中一种极为鲜活的语言和文化现象。地名有相当大部分与古代社会经济活动和军事活动密切相关。

地名是人类为便利自己的生产和生活命定的地物或地域名称。所谓地物，既包括山、岭、河、湖、海一类的自然物，也包括人类建造、利用的一些人工物如运河、道路、村落、城镇、矿山等。地域则是包括各类自然物与人工物所组成的大小不一、类别各异的区域，包括政区、自然区以及林带、渔场、工厂、农庄等等。这些地名所代表的区域是人们经常接触，甚至须臾不离的生活或劳动场所。因此，地名一出现，就与人类的社会生活结下了不解之缘。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产的发展，人们的接触与交往也在日渐频繁与不断加强，地名的使用也随之日益广泛，它涉及工、农、运输、贸易、民政、外交以及国防等许多部门；另一方面，在地名使用过程中，地名本身又不断地发生演变。这种演变既包括地名空间位置的变动，又包括地名含义、语词特征以及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地名更易等。因而地名研究也就成为适应时代需要和社会要求的一项重要工作。

在新时期 如何合理运用古代军事思想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世界军事思想中的奇葩，长期而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军事思想，影响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从传说中的神农伐斧燧之战、涿鹿之战、阪泉之战到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华五千年有统有分有盛有衰，军事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朝代的更迭，促进了历史的发展。在五千年的进程中所涌现出的思想至今还闪现出智慧之光。如《孙子兵法》不仅应用于战场还应用于商场，日本不少著名企业家就将《孙子兵法》的思想引入现代企业管理。又如《吴起兵法》、《尉缭子兵法》、《司马法》（今存任本、天子之义、定爵、严位、用众五篇）、《三十六计》等著作直到今天还是军事领域研究的对象。从古代军事思想和部队管理中可以看出具有入下特点：

　　（一） 注重将领的德行教育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大禹“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春秋战国时期，不少兵家认为“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用兵之事，武力为骨干，文德为根基，武力是表象，文德的实质。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军队实行“文治武功”政策，重视军队将领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在人才选拔中沿袭并完善了选士制度，强调“宰相必取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要求“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提出不举孝廉者为有罪，使得麾下儒雅、笃行、质直、贤明、定令、文章、滑稽、历数、协律之才济济。朱元璋重视人才的搜集选拔，制定以德为本，文艺次之，谋略为先，武艺次之，务求实能，不尚空文的三条标准。

　　《易》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高尚的道德情操是一个人健康心态的表现，更是建立良性管理机制的基石。在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今天，随着部队整体素质的提高，管理者的修养也必须提高。“厚德”才能以人格魅力感染人，使别人真正信服；有容人之量才能留广聚人才，同心同德搞好班子建设，创造和谐的工作、生活、学习环境，提高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增强部队的凝聚力、战斗力。同时，较高的文化水平才能适应信息战、数字化战争的需要。

　　（二） 以法治军，从严治军，注重制度的建立健全。夏代战前誓师大会“约信曰誓。将与敌战，恐其损败，与将士设约，示赏罚之信也。”在战争中“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魏晋南北朝时期群雄割据，分合不已，战争规模和样式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战场上严：不进者，擅动者、逃逸者皆斩，胜者论功行赏，败者视过处罚。在训练中严：明号令、定军规、习阵法，通过训练，自修治为不可胜之道，保法度不失敌之败乱。在军民关系上严：行不可践踏庄稼、斫伐果木，宿不得侵犯民利、纵兵相扰，战不准借机掠夺、私取财物。南唐大将刘仁赡执法如山，阵前斩子。北宋已有一套完整规范的《军人誓词》，在纪律教育中制定一系列十分严厉的赏罚条例，仅《武经总要》中记载的就有七十多条。明代制定带有法规性质的《营政通例》，正统十四年（1449年）补充制定了《战斗连坐法》。

　　但是在现在的部队管理中却还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有的管理者或凭个人喜好或凭心情好坏来管理部队，随意性大，没有形成制度。时代变了，我们的管理方法、管理模式、管理理念也应当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以人为本”，这就要求我们要进行制度创新，制定出适应时代发展的新的良性机制。法治代替人治是历史的必然，以“法”治军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当然这里的法不仅只是法律，还包括条令条例、规章制度等等。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依“法”管理，各级管理者都在统一的“法”约束之下，建立良性竞争激励机制，避免人为因素造成的过失。

　　（三） 注重军事教育，全面提高综合素质和能力。舜时设有12牧和22人组成的教育管理机构。五帝时代（约公元前2700年起）的学育机构曰“成均”，后则称“庠”。商代进行“射、御、舞、文”多方面训练。西周以军事教育为主的学校形成体系，分国学和乡学。国学中高等级的大学，在王城的称辟雍，居中称太学，教育的核心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唐代吏部主文选，兵部主武选，设弘文馆、崇文馆为最高学府。唐实行文武合一的制度，文官可转为武官，武官亦可转为文官，所以弘、崇二馆培养的是文武兼备的治国治军之才。在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日益丰富的今天，广大官兵对物质、精神生活的需要也向多层次、立体化发展。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之时，文化多元化、价值取向多元化的趋势也日益加剧。作为新时期的带兵人和管理者，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和能力，不断转变角色，扮演不同角色，“一专多能”，适应多层次的需要。较高的理论修为，丰富的理论知识，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为新时期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提供理论依据，在日常教育中解决官兵们在工作、生活中出现的思想问题。这些，都要求管理者必须具备较强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前人为我们创造出光辉灿烂的宝贵财富，其思想精髓不仅适用于他们那个时代，也同样适用于我们的时代，在新时期、新的历史条件下，部队管理自然也会出现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就要注重吸取前人所创造出的优秀成果，古今结合，以史为鉴、以人为鉴，开拓创新，与时惧进，促进部队的正规化、现代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