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城乡人民重要的文化活动是什么，为什么
实际上，古人在他所处的时代，对城市、乡村有较明确的观念。我们今天分析和讨论传统时代的“城市”、“乡村”概念，必须以古人的观念和感受为依据，从而判定什么是城市，什么是乡村，而不能简单地以现代标准作出划分。在此基础上，与此有密切关联的一些概念，诸如地主的“乡居”、“城居”或“在乡”、“在城”，就必须得到修正性的认识，由此对以往在这方面的历史和相关认识进行再检讨。
至于明清时代的人们对于城、乡的认识和区分，我们可以从历史地方文献中检择若干条资料作简单地说明。
在道光年间编撰的《苏州府志》中，曾有这样的记载：“江南烟户业田多，而聚居城郭者什之四五，聚居市镇者什之三四，散处乡村者什之一二。”[25] 这条史料可以反映清代中期甚至包括后期，知识阶层为代表的民众对于城市和乡村的区分认识。市镇已被作为介于两者之间的过渡，而乡村不再包括市镇。再如，在太仓州北、近常熟县的璜泾地方，在清代前期还只是一个小村，但居民已达二千户，“远城郭，边海而室”。清代《璜泾志略》的编写者描述当地的民风时，用了“自镇而南至于城”的写法。璜泾旧属常熟县，清代改隶太仓州。这里的“城”显然是指后者。[26] 镇与城的区分，仍然是很清楚的。
直到民国时，人们对于城市和乡村的描述，事实上仍是保持了以前的传统说法。如对于乡村都图方位座落的说明，即使是本属一个小镇的地域，但仍要与所属县城的远近写明距离。如清代属于苏州府长洲县十一都四图、民国划入吴县十一都三图的黄埭镇，就标明了“离城三十四里”；其他十一都的一图“离城二十八里”、二图“离城二十九里”。这个“城”，显然就不是黄埭镇了。到民国时，撰写镇志的“乡贤”，仍视黄埭镇为“乡区”。[27]（卷1都图、卷2物产）
在大量的地方历史文献中，编撰者们常将镇之四周村落地方，称为“四乡”。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市镇赖以成长和繁荣的根本，有时也叫“乡脚”。比如，苏州府郊的木渎镇上的麻业市场“麻市”，就曾依靠“四乡”的支持而达到极盛。[28]（卷5物产）又如张泽镇，民廛稠密，“四乡农民聚族而居者，所在皆是”。[29]（卷2村庄）仍然采用了“四乡”的表达方式。再如信义乡，北临至和塘，为苏州、昆山两地往来孔道。清人分析当地风俗十分之七类昆、十分之三似苏后说，“居乡日用，向较居城少俭”。[30]（卷20物产）这个信义是一个有名的乡镇，但仍不被当时人认为是“城”。太平天国战争在咸丰年间漫延到江南地区后对城乡地区带来的震动，许多文人和士绅在个人笔记文集和地方志中都留下了大量记录，他们都讲到当时府城士绅多避乱“居乡”。[28]（卷6杂志）这个乡，我们可以断定绝不包括府县城市，属于镇以下的范围。民国时期的人们对于“乡村”的考述，多将市镇列入一并说明。比如嘉兴的新塍镇、陡门镇等，俱在此例。[31]（卷2乡村考）
市镇经济在太湖流域的充分发展，让现代的许多研究者对它们应归入城市还是乡村，都不无困惑，因为它们的界定涉及到一系列相关问题的探讨。因此在他们的表述中，多有含混的现象，有的甚至为某一问题的研究需要（如城居地主与乡居地主），断然将市镇归入城市一类，完全没有仔细考察明清时代人心目中的城、乡概念，以及市镇在这两者之间的位置。因此已有不少学者对此作了一些讨论，进而适当考察了城乡关系。
较早对江南市镇作系统研究的刘石吉，在最近的回顾与展望中，深刻地指出，“小城镇”基本上是一个经济的范畴，也是历史与社会的范畴，它依赖于城市，尤其依赖于乡村，在性质上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把城乡两个不同的区域连结成一个完整而相对独立的区域；既是城市之尾，又是乡村之首；是城市在乡村的延伸，又是乡村中的刍形城市。亦城亦乡，可以说是中国小城镇的本质特征。它反映在社会结构上，是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信息的中心，具有多方面的功能综合体，又有大量的亦工亦农的劳动者。简单而言，小城镇具有双重性：一旦小城镇与城市结合，即具有城市的属性；若与乡村结合，则具有乡村的属性。 费孝通则强调指出小城镇是城乡的纽带，是城乡发展的必要环节，又是一个调节城乡人口的蓄水库。[32]（P237）这些论述，体现了对市镇定性较为审慎的态度。还有的学者认为，可以用最普遍意义上的“城市”概念来界定市镇是否属于城市，其中有两条标准，一是与单个农村相比，城市的居民人数较多；二是城市中居民的“非农业化”程度较高；进而指出，这个较为笼统的定义十分适用于城乡、工农之间无明确界线的明清江南地区，也就是说，根据这个标准或定义，明清江南大多数市镇当然应为城市地区。比如，对于江南地区最重要的苏州地区，那里的市镇就有“充分的理由”“定位为城市地区”，从而也就可以进行“城市”类型的分划。[33] 然而，施坚雅以区位体系的理论，曾分析过类似这种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域，认为农业生产的强度在城市化程度高的核心区最高，在最边缘区最低；随着一经济区域的空间由核心向边缘推移，农业的商品化和家庭对市场的依附呈现由强而弱的变化；在特定的经济区域中，镇和市形成层级制度，其最高点是此区域的一个（有时是两个）大都市，城市化程度则由核至核心边缘而递减。作为大区域经济的顶级城市的大都市，这个层级向下延伸到农村的集镇。[1]（PP1-7）因此，在城市化和“非农业化”程度都较高的地区中的市镇，能否归入“城市”，显然是一个亟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至于城乡之间的各种关系，更多地是通过两者之间的人员变动和交往表现出来。这种人口流动，到明清时期已相对静止下来，各地区的土地生产力与人口密度逐渐取得平衡，人口移动的诱因减弱，而且在全国大范围内出现了人口过剩的现象。这是赵冈的结论。他还指出，除了苏州等一二城郡以外，中国庞大的棉布市场与交易量，对于大城郡几乎很少发生影响；进而推断，每年销售的31500万匹棉布，大概只有15%卖给了城市居民，而85%是由江南地区直接卖到北方农村居民手中。这是乡村对乡村的交易。另一方面，大布商愈来愈向农村靠拢，城郡并非货源地，农村才是真正的货源地。于是在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出现了众多的市镇，作为布商向农户收购产品的集散点。[34]（PP18-19、21-22）在这些论述中，市镇应该属于农村，而非城市，因为市镇在形成以后的很长时期内，只是商品货源的集散点。
由上述种种讨论，我们看到，历史上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不免显得过于复杂，但两者之间关系的密切性，在人员流动与关系网络上，表现得最明显。正如费孝通强调的那样，由城市迁往乡村，仍然还要“留着一个根在乡村里”，并没有因这些人被吸引到城市里，而与乡村脱离了关系。传统中国城市所存在的特性，也就是与西方现代都市不同的地方，十分值得我们深思。费先生特别指出了这一点：“那些把老家留在乡村里，单身寄生在城市里当工匠或伙计甚至老板的人物在现代都市里，即使有，也是暂时的和少数的。但是在我们传统城市这却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情形。”[35] 所以在士绅的流动变化中，有一类应当是城居与乡居生活的变迁，至于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如果我们熟知现代国家建立之前中国城乡的关系，就能感受到费先生这段论述的深刻性。到新一代的汉学家，如法国的白吉尔等人，在研究晚近世中国的城市与市民社会时，已将城市的定位上升至上海、汉口等大城市。尽管他们指出了中国城市社会的异常多样性，但在研究中，已将他们的研究对象引向了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