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中国是否有真正的商人阶层？真正的商人阶层何时才有？
商人这一说法的来源。武王伐纣灭了商朝，后商纣王之子武庚联兵反叛失败，商朝遗民被迫集中到都城洛阳，接受看管与监视。商人遗民没有田地，只有小买卖可做，逐渐成为善经商的族群。随着民族融合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周朝的少数贵族也开始做买卖，这样商人就成为从事商品买卖的专称。
自古以来中国富商巨贾层出不穷。我国很早就有商人出现。孔子的学生子贡，就是有成就的商人。郑国富商弦高用十二条牛犒劳偷袭郑国的秦军，使其不敢攻郑，上演了历史上富商救国的一幕。当然，最著名的商人当属战国时期吕不韦。濮阳人吕不韦利用经商成为巨富后，开始涉足政治，他暗中运作使异人子楚被立为秦国太子，后来太子顺利成为秦国国君庄襄王。据说秦始皇为其生子，吕不韦因而官至宰相。越国著名商人范蠡当年出巨资资助越王，创造了三千越甲可吞吴的壮举，并一举助力越王实现霸业。西晋时期大商家石崇，据说仅房子就达到了成千上万平米，光是下人奴仆就有上万人，家里厕所就是镶金的。明朝沈万三富可敌国，出巨资帮助朱元璋，帮助修建南京城墙，还要出资帮朝廷打仗。清朝大商人胡雪岩资助左宗棠平定新疆叛乱。明清以来还出现了有巨大影响的真正富可敌国的晋商、徽商、甬商与潮商这样的商帮。这些都说明我国自古以来都是一个出商人，善经商的民族。
商人的出现有赖于剩余产品的出现，商人阶层产生有赖于城市出现。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社会根本就没有多少剩余产品。人们生产的产品仅仅维持生存尚且不足，更不用说拿出盈余东西出卖，因而专门从事低买高卖，沟通和调剂社会需求的商人很难产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人口规模扩大，零星商人开始出现。而城市的出现才会有真正商人阶层的产生。因为城市人口中，除了国家与城市的管理者、守城的军队、进城办事的群体以及手工业者等等以外，其他大多数人都是做买卖为城市人口提供服务的商人。
我国真正的商人阶层出现在明清时期。明中叶以后，人口已经达到1.5亿至1.9亿。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作用的扩大，商人群体的财富增加，经济实力增强，社会影响力也日渐上升，商人对国家政权影响力增强，商人对自身社会价值的评价越来越高。明末清初的商人提出了名利相通，义利相融的观点。从东南沿海地区到内地的繁华城镇，越来越多的官吏和士人开始兼营工商。从明朝景泰年间开始，政府为了解决国家财政困难，开始实行“纳监”制度，商人只要向政府缴纳一笔钱粮，就可以进国子监读书，出监之后还可以做官，使得纳监成为与科举并行的制度。据弘治末年吏部尚书马文升的统计，当时1200名京官中，有800余人的官衔是用钱买来的。商人通过正常的买官戴帽，完成了从商人到名为官人实则官商一体身份转换，社会地位大大提高。
晚清鸦片战争之后，面对西方坚船利炮，中国被迫向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过渡，面对西方生产方式的强势冲击，晚清重商主义顺势兴起。维新思想家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说：仅仅购铁舰、建炮台、造枪械，都不足以挽救豆剖瓜分的危局，只有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在商海中竞争成长，壮大国家经济实力，才是治本之策。郑观应断言：“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不管是东南沿海还是内地各个商埠，商人的地位更是扶摇直上，这次不是因为他们保藏钱财，而是因为他们是振兴国家、抵御外辱的社会中坚力量。商人们亦因此开始变得自重自持，逐渐有了某种社会责任感。
十九世纪末期，清政府推行新政，毅然将中国传统社会形成数千年之久的“重农抑商”政策变成振兴工商实业的政策，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清政府在1903年正式设立商部，1904年《公司律》颁布实施，为商人的经营活动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法律保障，这在历史上是首次。同时，政府颁行奖励商人的政策《奖励华商公司章程》，这些立法规定，直接促使当时的社会风气大为改变，商人阶层算是实现了强势崛起，地位大幅提高。
商人阶层在中国形成得非常早。根据历史传说，周武王灭掉商朝之后，商王朝的直系后裔很多以经商为生，因此中国将做生意的人称为商人。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因为政权分割，反而给商人更大的活动空间，所以很多大商人不仅拥有巨额财富，甚至于拥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孔子的学生，端木赐也就是子贡，就身兼商人和政治家两个身份，游历各国从事游说工作，可以和君王分庭抗礼。相比传说而言，这是正史记载，可信度很高。因此可以说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商人阶层，并且这个阶层除了拥有经济影响力之外，在政治上也很有影响力。
而中国商人的黄金时期，应该就是春秋战国，一直到西汉早期。在这一时期，由于政治相对动荡，政府对于商业活动的控制很弱，所以商人们的经营活动非常自由，加上诸侯林立很依赖商人提供的战略物资，所以商人的政治地位也很高。不过到了汉武帝时期，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汉武帝除了在思想文化上推行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策之外，在商业领域采纳桑弘羊的建议推行政府专卖制度。尤其是对于铁和盐等特殊商品。这对于商人阶层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更严重的是专卖制度持续发展，贯穿在整个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历程。实际上时至今日，依然可以看到专卖制度的影子。在专卖制度下，商人实际上完全失去了经营自主权。对于他们来说只有两个出路，要么是经营政府不严格管理的商品，但是利润很低，要么成为政府专卖的工具，帮助政府推行专卖制度，收益同样不高。而战国时期法家推行的重农抑商制度，到了汉武帝时期，被儒家吸收并长期遵循。这套制度和与其相关的一系列配套思想，极大的束缚了中国古代商业的发展。导致了商人阶层在中国社会的弱势。这是中国近代没有实现社会自主转型的原因之一。相比较而言，西方社会在中世纪晚期的时候，通过商人的兴起，开启了新社会的大门，逐步实现了社会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