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战争中动员活动主要有哪些？

古代战争中动员活动主要有：

1、发布缴文起誓等

2、集粮

3、招募兵士

通过保甲法动员的，古代中国五户为一甲，五甲为一保，战争时，保长协助官府动员百姓，如果反战情绪严重，就要动用官兵强拉壮丁，对于反抗和逃亡的要治罪，可能会触及连坐法。

战争动员属于战略问题，直接影响到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无论是古代战争，还是现代战争，无论是全面战争，还是局部战争，无论是常规战争，还是非常规战争，都离不开动员。

现代战争是立体战争，人力，物力和财力消耗非常巨大，不仅是军事力量的竞赛，而且是交战国综合国力的较量，战争动员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

扩展资料：

中国古代农民战争问题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贯穿于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始终，其规模之大，持续的时间之久，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对于中国古代的历史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近数十年来，史学界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提出了不少的价值的论证和观点；但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也存在着分歧，现将讨论的情况介绍如下：

关于农民战争的性质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否具有反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的性质，这是农民战争史的讨论中存在重大分歧的问题之一。

1、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农民战争自始至终只反对个别王朝，个别皇帝，个别官吏和个别地主，不反对整个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

因为作为个体小生产者，小私有者的农民群众，他们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无法理解自己阶级利益的一致性，无法认识他们遭受剥削压迫的根源所在，他们不能以推翻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的思想来指导自己的行动；

农民希望有好的官吏、好的皇帝和好的王朝，使地主阶级减轻一些剥削压迫，使他们能够活下去。近年来，有的同志提出，农民战争不仅未曾反对过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而且在封建制度还未到报废的时候，不管农民当时的想法如何，客观规律的作用使农民战争只能起封建制度修理工的作用。

2、另一种意见认为，封建社会初期的农民战争不具有反封建的性质。因为封建社会在上行阶段，封建的生产关系还是进步的。如果说这时的农民起义具有反封建的性质，实际上就是否定了这时农民战争的革命性质。

“己巳之变”中若袁不进京勤王，直接攻打盛京，同时使用围魏救赵和围点打援，你认为明清之战的结果会如何？

袁崇焕直接打盛京没戏，关宁军依托城池还能和后金军一战，野战不行，而且这个方案政治上也不行。袁崇焕是明末一个充满争议的人，但是即使从最乐观的角度来说，袁崇焕击退后金军的几次战役，要么是守城战，要么就是依托城池和对方作战，不用担心对方抄后路，野战的话袁崇焕可真没把握。袁崇焕回援以后在蓟镇守在城里不敢阻挡后金军偷越，也是因为野战实在没把握。

野战尚且不行，长途奔袭攻击对方的城市难度就更大了。皇太极确实率了主力部队出战，但是留在盛京的部队单从数量上来说还是不少。盛京的城墙也比较高大，袁崇焕要是想快速偷袭，肯定是以骑兵为主，步兵都不能太多，而重炮之类的更加没法带，攻城就很难。而一旦坚城难下，皇太极又率军从山海关反杀出来，袁崇焕的部队就无路可退了。

另外从政治角度来说，此时后金军时刻可以威胁北京，袁崇焕如果不去救援，而是去攻击盛京，这势必会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明末的朝堂之上，可没有同心协力对抗后金的想法，党争严重，袁崇焕这么干，势必会引起一堆人的攻击，到时候他不死在后金军手里，回来也是死路一条。

所以无论从军事角度还是政治角度，袁崇焕只能回师救援，而不可能去攻打盛京。

“已巳之变”发生在崇祯二年十月，是皇太极第一次做出绕过宁锦防线攻打明朝腹地的尝试，给明朝腹地造成了重大创伤，也增加了其入主中原，君临天下的雄心。由于这场战役是明末清初时期较为重要的一场，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其中一个论点就是题主题干上所写，如袁崇焕不支援京师，来个“围魏救赵”之策，则北京之围岂不是轻易可解，最早这个说法应该来源于《中国历代战争史》，附图如下。

《中国历代战争史·清·上卷》：设使袁崇焕能遣有力之将如祖大寿者，乘虚进袭沈阳，则明京畿之战必大为改观。这个方案，我曾经乍一看，哇！好有道理的样子！然后细品史书，唉！纯粹是纸上谈兵之论啊！

从政治角度上讲，袁崇焕不得不尽锐支援，这可是涉及到政治正确的问题，那时候清军迅猛突进，即将兵薄京师下，崇祯皇帝心急如焚，单独下诏袁崇焕率领辽东精锐紧急增援，“乃诏督师袁崇焕以兵入卫”，皇帝亲自下诏书请你袁崇焕过来支援，你敢不来，莫不是想脑袋提前搬家，还敢在辽东那块待着，信不信朝堂上那些言官们给你扣一顶“拥兵自重，不解君父之忧”的帽子，结合崇祯皇帝猜忌多疑的“巨婴型”性格，估计“诛九族”的罪名是免不了的，然后史书上再来“浓墨重彩”的一笔，把你钉在耻辱柱上，所以，哪怕救皇帝的路上下刀子，哪怕袁崇焕必死，也一定得救，这事没得商量！

当然，我假设袁崇焕看了《孙子兵法》后，灵光一闪，决定来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直扑沈阳，实行“围魏救赵”会怎么样呢？我敢说结果肯定比增援北京这个决策坏，而且如果这个方案真的执行，袁崇焕很有可能将成为一名战死辽东，提前成全他的忠烈之名。

在分析这个问题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孙膑的奇谋“围魏救赵”的成功条件。第一、孙膑就已经算准了魏国所有兵力尽向赵国国都邯郸，所谓“轻兵锐卒必竭于外”，本土实力极其空虚，有机可乘，才让齐军大胆向魏国进军。第二、赵军也够硬，面对强魏的全国兵力，硬是死守邯郸一年，魏军的实力被严重损耗，本来就是疲惫之师，猛然听到后院起火，紧急增援回国，反而齐军成了以逸待劳之师，一顿伏击，造就了齐国桂陵之战的最后胜利。所以，赵国这个第三方也很关键，大家可以想想，如果邯郸城两天就陷落了，围啥魏，救啥赵。只可惜，“已巳之变”那会“围魏救赵”两个条件对明朝来说都不具备。

首先，皇太极肯定考虑过老家的安全，关外的后金并不是尽锐而出，而是保留了强大的实力。这和尽锐而出的魏国不一样，所以在已巳之变重“围魏救赵”的一个前提条件直接可以否定。为了证明我不是空口说白话，以下我将重点分析“已巳之变”清军大致投入了多少兵力。

对于这个问题各家史书也不是很一致，最夸张的就是《明史》了，上面尽然提到，清军此次兵力竟然投入了“数十万”，这个数字就太夸张了，有吹牛的嫌疑。

《明史·卷二百五十九》：文龙既死，甫逾三月，我大清兵数十万分道入龙井关、大安口。

最为人熟知并且引用的说法倒是来自于《圣武记》，魏源谓清军入关兵力有10余万，从题主问题下的陈述来看，这也是题主所深信的数据。

《圣武记·卷一·开国龙兴记三》：天聪三年冬，大举伐明，以蒙古兵为向导，兵十余万，分道深入。

但是，我查阅《满文老档》时，却发现不同于这两种史料的说法，由于《满文老档》是原始档案，应该比上面两种史料可信多了。

《满文老档》天聪四年五月二十三日：“二十三日，汗御殿，集诸贝勒大臣众民等宣谕曰：“前我出兵时，每牛录甲兵，或二十人，或十五人，毁明坚固边墙而入。”

就是说此次参与入关作战的后金军每牛录只派出了15至20人，以努尔哈赤建立的231个牛录计算（天聪初年皇太极估计还未改动牛录建制），这就有4620人，再加上此次皇太极亲自出马，最精锐的巴牙喇护军营很可能全员出动，大约为2000多人，以此算之，八旗军大约出动了6620多人。当然，编制内的八旗军往往带奴仆参战，起到了后备兵的作用，“如军卒家有奴四、五人，皆争偕赴，专为抢掠财物故也”，以此推算真正的后金军大约为26480多人，我的判断也得到《山中闻见录》的印证，上面对后金军的人数记载也是20000余人。

《山中闻见录·建州》：十月戊寅，四王子以二万骑入大安口，束不的为向导，三十六家并从之。

此次，依附后金的蒙古部落也悉数出动，有科尔沁部、扎鲁特部、巴林部、奈曼部、敖汉部、喀喇沁部，由于在天聪三年，归附于后金的蒙古部落还未被正式清查户口，编订牛录，皇太极仅仅以军令形式约束，所以具体人数不得而知，看来也只能靠推测了。

根据皇太极于天聪三年三月颁布的军令来看（已巳之变亦发生在天聪三年，所以可以参考），一旦有战事，“凡管旗事务诸贝勒，率七十以下，十三以上俱从征”，可以想知参与已巳之变的就是军令规定的这个年龄段的蒙古男性，由于只有载于《满文老档》的天聪九年的户口档案，我也只能大致算一下。

扎鲁特部：6834户。奈曼部：1210户。敖汉部：1300户。巴林部880户，科尔沁部12580户（科尔沁在古勒山战役就出动10000兵马，此次出兵应该有10000人），共计22804户。以一户一个壮丁计算。大概就有22804人，至于喀喇沁部16岁以上，60岁以下的壮丁在天聪九年已有数据，为5216人。六部能参战的兵力最多为28000多人。

《皇朝藩部要略·内蒙古要略一》：喀喇沁部长布苏布地子古噜思奇布，领五千二百十六人为一旗。

在史书中还有裹挟平民的记录，如“满桂合四营进战，炮击杀者千余，皆我降民之剃发者”，这个数据就不能统计了。

所以，八旗军+奴仆+蒙古兵+被裹挟之民众应该只有5～6万人，根本没有10余万人这么多，尤其是真正的满八旗并未全员出动，大部分还留在后金腹地，由阿敏和德格类主持沈阳防务，袁崇焕的辽东精锐不过2万余人，如果攻打沈阳，皇太极知道消息后一旦回军，那就是前有坚城，后有追兵的死局，东北平原一马平川，八旗正可发挥驰突的优势项目，前去攻打沈阳的辽东军必然凶多吉少。

其次，关内的明军，尤其是京畿一带的明军和辽东军的战斗力比起来，如天地之别，根本无法承担“赵军”这个角色给后金以重大消耗，大部分承担北京周边防务的明军面对八旗军别说野战，就连守城的勇气都没有。

《明季北略·卷五》：北兵（后金军）所向，有兵未至而城先空者，良乡、滦州、香河、固湾、张湾也；有城先空而兵不入者，霸州、三屯也；有先降数日而兵始至者，玉田、迁安也；有兵将先降而守臣不知者，遵化、永平也；有虚张声势而兵不敢犯者，昌平、涿州也；有受降旗，兵过而不取者，顺义也；有兵留而不攻、迹在若守若顺之间者，房山也；有兵只而顺、兵去而守以援兵至而免者，乐亭、抚宁也，总由人心不固如此。

京师附近的明军战斗力实在是过于坑爹，这个情况很多人是非常清楚的，这一点就连崇祯本人都不糊涂，保命时刻心如明镜，“诏各省直巡抚勤王，京营兵皆未历战阵，乃诏督师袁崇焕以兵入卫”，一帮战五渣守着皇帝谁能放心，如果辽东军不支援北京往沈阳去，能不能打下沈阳不好说，恐怕打着打着崇祯皇帝可能就要大概率“烧头七”了。

所以，赵率教听说后金入口，急忙点起5000精兵紧急支援遵化，三昼夜狂奔350里，结果一着急就中了后金的埋伏身亡。袁崇焕六天行军500里堵截后金于蓟州，就是因为对京师周边的明军战斗力太了解了，如果不及时支援，那崇祯皇帝真的很有可能要提前殉国了，所以才那么急！至于打沈阳那是想都没想过啊！

所以，在“已巳之变”进行“围魏救赵”根本就没有什么可操作性。

引用文献：《清太宗实录》、《满文老档》、《山中闻见录》、《明史》、《圣武记》、《中国历代战争史》、《明季北略》、《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建州闻见录》、《皇朝藩部要略》、《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