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太空接近绝对零度，为什么地球却这么热？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来尝试回答一下。地球之所以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地球时时刻刻在被太阳“加热”。

我们知道，太阳就是一颗时时刻刻都在爆炸的大氢弹，往外发射着难以想象的巨大能量。而这些能量主要是以热辐射的方式在宇宙中穿行，地球因为距离太阳相对比较近，所以在这股能量的照射之下温度自然就很高。

有人会想，这不就是太阳光吗？这能有多大的能量？但是事实上，太阳辐射到地球上的能量大到你想象不到。如下图所示，就是全球不同地区陆地上的太阳能发电潜力。实际上我们只要简单计算一下就会发现，太阳一个小时之内照射到地球上的能量就足够现在的人类用上整整的一年——相比之下，现在的人类不管建多少核电站，跟太阳给地球提供的能量相比都只是九牛一毛。

而这些太阳能很大一部分都会被地球表面的地表、水、大气吸收（如下图所示），辐射能转化成热能，从而让地球的大气圈保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温度上，供其中的动植物生存。所以说，“万物生长靠太阳”说的是千真万确的。

总而言之，地球是被太阳“晒”热的。

那么有人就要问了，为什么太阳只加热地球呢？事实上，地球周围的空间中，真的是比真空还要真空的空间，其中的物质含量几乎为零，就算太阳产生的辐射（也就是光）想要加热这些空间，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被加热。另外，严格意义上说，温度的定义是物质微粒运动的烈度，真空当然也就没有“温度”。

所以太阳光就是越过广大的真空地区，抵达地球、加热地球。

地球是介质它会吸收光热。

乾隆八年的夏天号称“中国历史上最热夏天”！当时发生了什么？到底热到什么程度？

“冰盘与雪簟，潋滟翻寒光，辗转苦烦热，心在黔黎旁。”这首诗是乾隆八年夏天，中国多地出现极端高温天气时，乾隆皇帝在酷热中写下的一首诗。说来，乾隆当时这诗多少有点“蹭热点”的意思。

乾隆这诗的意思是说：朕在舒适冰凉的屋子里待着，可心里却苦闷得紧，毕竟百姓还在酷热中挣扎。说得再白点就是：我在空调房里，心里却苦闷，因为你们正在极端高温的室外受苦。

作为黎民百姓听到帝王“如此”为自己“忧心”，真不知心里会作何感想。

通常，帝王都只为水患一类灾情忧虑，历史上帝王为高温忧虑的例子真真少有。乾隆八年的极端高温究竟有多极端，竟能让帝王也作诗表达关怀呢？

要解开这个答案，必须得翻开乾隆八年，即公元1743年史书来一探究竟。

中国史书中关于1743年极端高温相关的记载共计是56处，剔除重复部分，高温相关的记载总计是48处，地域覆盖北京、天津、湖北、山东、郑州、武汉等多地。

根据记载，这一年夏天，全国多地都出现了44.4度的极端高温。有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当室外温度达到40度时，人在户外活动就将有生命危险，所以通常情况下，在国内若出现这种高温各大学校和单位都是要停学、停工的。

而温度一旦超过40度，其温度每增加一度，危险就会成倍增加。从医学上来讲，当人体内高烧超过41.7度时，将有诱发脑膜炎的可能。

从此可看出，44.4度对于北半球的中国人而言，绝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在这种极端高温下，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因极端高温而遇难的人们。接下来是有关极端高温死难者的相关记载：

《高邑县志》记载，7月26日，“日中铅锡销化，人多渴死。”《浮山县志》记载，“浮人在中贸易者，亦有热毙者。”此外，《天津县志》等多点县志皆有民众热死的记载。7月14日至25日，仅北京近郊和城内，因高温致死的人数就达到了11400人！

从死亡人数来看，这场高温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已经构成了一场天灾。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当时的气温如此高，在没有空调的几百年前，乾隆皇帝是如何避暑的，他诗中的“冰盘与雪簟”是否就是其避暑神器呢？

首先，可以肯定，古代虽然没有空调，但是他们却有一个相当现代的避暑物件：冰箱。明清时期，冰箱已经成为皇宫和王公大臣、贵宥的家中必备消暑神器。

冰箱在明清的普及，得益于储冰技术的成熟。

中国的储冰技术早在周朝时便已趋于成熟，根据《周礼》记载，当时周王室为保证夏天有冰块使用，专门设立了相应的机构管理“冰政”，负责人称“凌人”。

为了储冰，通常从每年冬天12月起，负责该项目的工人便开始采取天然冰块进行储存。通常，一个这样的部门大约有“职工”80名左右。从人员数量上便可知，此时的储冰已经初具规模。

而到了明清时期，官家在储冰的同时甚至主动制冰，通常的做法便是：冬日，去到水质良好的地区，取水放置一段时日再取出已成型的冰块储存。

而这些冰块的存放地点通常是地下，一般还会有相应的技术处理，已保持其温度在0度以下。这些存放冰块的地方，便是百姓口中的“冰窖”。

时至今日，北京城的冰窖能被叫出名儿的就有无数处，其中，雪池胡同内有两座，恭俭胡同内一座，这些都是官窖。

1922年，大学问家林长民和女儿林徽因自欧洲归国后选择定居北京的雪池胡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他们在欧洲习惯了吃冷食，而雪池胡同的冰窖刚好可以满足这对父女吃冰食的喜好。

有了冰块，要制作冰箱便相当容易了。林徽因与丈夫在雪池林的家中

早在南宋时期，随着储冰技术的日臻成熟，夏日的街市上就就有商贩拿着简易冰箱出售“雪泡豆儿水”、“雪泡梅花酒”等饮料。

这些饮料冰爽可口，夏日喝去不仅消暑还沁人心脾。

明清时期，冰箱开始在储存饮料等食物的同时，起到降室温的作用。具体做法是，将以黄花梨木或红木制成的箱子装满冰块放置于房间内，再差人用扇子轻轻扇动。古代冰箱

通常，只消用扇子在打开的冰箱外扇动数十下，房间温度便会降低很多度。这作用，几乎就和空调差不多了。

说到此处，乾隆口中的“冰盘与雪簟”究竟是什么便也呼之欲出了：冰盘，就是放在冰箱储存的果盘一类；而雪簟则是被降低室温后居室内冰凉的垫子。

有如此神奇的物件，即便有44.4度的极端高温，乾隆自然也可以“站着说话了”。

想想，当时没有私人冰窖的老百姓就着实惨了。说来，还是如今这年代好，毕竟，大多数人都是有空调、wifi的。

写完此篇后，忍不住取了根冰棍在空调房里啃……

乾隆8年被称“史上最热夏季”，当时热到什么地步，发生了什么？现代的气候越来越严酷，比不上古代的清凉自然，不过有历史记载在乾隆八年的夏季，曾出现过“史上最炎热的一天”，即是公元1743年7月20日~25日，当时的大清日常气温高达40度，然而25号那天最高气温逼近45度，在石头上砸个鸡蛋都要被煎熟，而此时的水异常紧张变得比油还要昂贵，据说京城内外被热死的肥仔多达1万余。那么在如此炎热的天气中，到底还发生了什么呢？

据说有一个法国的基督传教士来大清传教，刚好遇到了这个极端酷热的气候，于是他就在这一切现象写成书信寄回了法国，为此就成为“我国历史上最炎热的夏天”，根据当时清朝在灾后统计，仅仅北京内外被热死的黎民百姓就多达11400余人。为此在乾隆8年间所发生的温度高达44.4度夏季，拿它跟我国一九九九年夏天最高气温42.2度以及1942年出现的42.6度相比，实乃最高气温的夏天。

《浮山县志》有描述到当年的一幕，称夏五月大炎热，路道行人多有暴毙尸野者，而京师更甚，于京城通商者皆有热死者众多。在《东华续录》的描述是这样子的：“六月丙辰京师威暑”此书说是6月发生酷暑，而《青城县志》所讲的时间也是发生在6月，其称：“大旱千里，屋内用具皆热烫，风炙草木向西南辄多死，六月间，从天津南武定府逃走之人众多，而道路上多是被热死之人”。

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可以分析出，当时到底有多热，导致发生了什么事情，其一就是天气热到放在家中的各种生活用品都烤得发热发烫了，而当时的百姓们实在受不了炎热，纷纷出逃，想逃往凉爽的地区避暑，殊不知在逃亡的路上，很多人都被晒死跟热死了。

另外《《续天津县志》描述的更加具体，其称五月的时候炎热异常，将泥土岩石都晒焦了，因此许多人多被热死。而《高邑县志》也表示，乾隆8年的5月28到6月6号这段时间，天气炎热难挡，就连平时阴凉积水重的泥墙都被烤的像火烧一样，然太阳升至正午的时候（即中午12点）就连锡铅都被融化了，人们多数被渴死。

这一幕说明，当时炎热气候随着天气移动，5月28~6月6号的到达了天津，而这次的温度可能更高，甚至把锡铅等物都融掉了，人们被渴死，充分证明水源多数是被蒸发掉，因此人们又热又渴，最终脱水而死，可见当时的炎热是多么的恐怖，其威力甚比天灾人祸，像火炉一样烘烤着百姓。

事后，根据法国传教士的书信，我们发现他当时采用的是大清给出的灾后数据，称七月十四日到二十五日，京城内与郊外被热死者高达11400余人，而实际上的真实死亡人数估计不止于此，但看北京这座各种设施完善的国都就被热死那么多人，然而其他落后一点的城县估计死人数量要更多。

然而乾隆八年的人们在面对如此高温度的“杀人气候”之时，会采用什么方法来抗署活命呢？平凡老百姓的主要降温方法就是多喝凉水，然而此时的水源稀缺，乃至被商人哄抬价格，一度升至10余文钱一杯水，跟当时大清油价相比，此水简直比油还贵，最后喝不起水者众多，使得更多的人被活生生渴死人死。另外身为当朝天子的乾隆深处冷宫也热到不行，结果他还因太闷热而作了一首名叫《热》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