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书在历经唐、宋、元、明几代的沉寂后，为何在清代复兴，并重现辉煌？

谢谢你精彩提问。隶书从汉代经历了将近八百年的发展演变，到唐代确实退出了书法实用领域了。

隶书之所以会退出历史舞台，是有事实上的历史必然性的。

首先，魏晋时代 出现了不少新的书法创新和改革。

伊秉绶临摹的《张迁碑》。其中成熟于东晋的楷书，要比隶书书写速度快一点。按照社会效率规律，隶书被楷书取代，这是迟早的事情。

我们大家都知道，隶书登上历史舞台，也是因为符合社会效率原则，才替代了篆书的书法主流地位。

所以，东晋到南北朝时代，隶书向楷书演变的潮流是非常明显的。

比如说，我们说的“魏碑”，事实上，魏碑书法的具体情况是十分复杂的，总之一句话，魏碑的母体是隶书。

而隶书的风格样式非常多，所以，从不同隶书发展过来的“魏碑”也就多姿多彩了。

汉代《衡方碑》。这些“魏碑”在南北朝的后期，也向楷书的方向发展，所以，隋代的书法，已经很接近楷书了。例如，隋代的《董美人墓志》等，基本就是楷书了。

唐代科举制度完善起来，为了适应科举书法标准化问题，楷书就大行其道，隶书自然就彻底退出实用领域了。

宋、元、明、清各个朝代，科举制度不但越来越完善，而且对书法标准化的程度也越来越高了。

郑板桥的“六分半”书法，隶书的融入，给楷书带来新鲜的想象力。到了明清时期，楷书已经非常僵化了，人人董其昌赵孟頫，书法千人一面，非常没有生气，有志于书法复兴的，痛斥楷书为“馆阁体”。

那么，清代为什么出现了隶书复兴的新气象。

其实这种新气象与“馆阁体”真的没有太大关系。

隶书的复兴，纯粹因为清代文人没有什么文化事情可做，就兴起了金石考据整理国故的风气。

邓石如的隶书，以篆法写隶书，古朴厚重。书法的“金石味”就来源于篆书和隶书的碑版味。其中 碑版学，本来是一种考古资料，但是，却引起了书法家重视，也是学者研究的新鲜话题。

同时，清代的书法社会需求也非常普遍。

比如说，家家户户都要挂中堂，这就需要形式多样的书法。如果还是楷书，也没有什么新意。

所以，学习隶书，不但是书法艺术，也有实用价值，书法家就会当做一门新的学问来研究。

可贵的是，清代书法家，也不是完全食古不化，而是富于创新，在清代产生了邓石如、伊秉绶这样杰出的书法家。也产生了郑板桥，金农这样的书法家，他们直接对隶书有很大的革新，给书法艺术增添了新鲜血液。

金农的“漆书”，其实也是隶书。金农的隶书造诣是很高的。所以，运用自如。需要回顾的是，唐宋元明清以来，书法基本上割断了真草隶篆的有机联系性，楷书自身长期得不到书法营养的滋养，所以，书法也越来越干枯了。

例如，楷书与隶书，隶书与魏碑与楷书，都是近亲关系。唐代书法家还吸收隶书魏碑的营养，但是，宋代以后，基本就在唐楷的范围学习书法，所以，书法只能僵化。

隶书是中国“现代”书法之母，激活隶书，也是对书法艺术的全面继承和发展。

隶书也是最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书法艺术。

好像没有这种情况吧。

隶书自从被楷书所替代，便再也没有与楷书相抗衡过。特别是在手写的年代，不可能出现由书写简便的楷书返回到繁琐的隶书书写上去。

隶书为什么会衰落？因为有了更便于书写的楷书。中国书法在钢笔进入以前，不是为了艺术而存在的。它的首要性质是为了快捷的实用书写。在清代，代表书法最高水平的成亲王，铁保，翁同龢，刘墉，他们都不以隶书见长。怎么会得出隶书重现辉煌的结论呢？

清代的书法，观赏性的作品已经很普遍。观赏性的书法始于明代后期。所谓的观赏性作品，便是悬挂于墙面，具有观赏和装饰、祈愿、励志、明性等作用。中堂、对联、条幅、匾额、小品、扇形……各式各样的表现形式。书体也从实用性尺牍、书札上的真行草，改变成了篆隶真行草各种书体皆有的百花争艳的局面。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原来不为人重的魏碑，也得以涣发光彩。在清晚期观赏性书法中，魏碑占据了绝大部分。而魏碑，其笔意带有浓浓的隶意，并在体势上也较相近。可能是问者把魏碑误成了隶书的原因。

至于隶书，真没有在清代辉煌过。清代最著名的隶书大家，只有尹秉授有较大的知名度。主流的书写，仍然是真、行最为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