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价值体现在哪儿？
杜牧是晚唐时期的著名诗人，诗、赋、散文都非常出色，尤其是诗成就最高。他的诗歌，有一些反映了人民的疾苦，揭露了统治者的腐朽和荒淫生活，伤时感事，直抒胸臆，危言讽刺，忧深思远，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特别是七言的咏史绝句，以华丽的词藻，寓深沉的讽刺，写得非常出色。如七言绝句《江南春》：
千里莺啼绿映红，
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
多少楼台烟雨中。
这首诗通过写景抒情，寓意深刻，凭吊南朝的覆亡，并嘲讽其迷信佛教，广建寺院，终是一场春梦。唐代君主也笃信释教，寺宇奢丽，此诗有讽喻唐朝之意。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金碧辉煌、屋宇重重的佛寺仍然掩映在迷蒙的烟雨之中，但早已物是人非，空有这一切罢了。作者感慨无限，给人以“六朝如梦鸟空啼的凄凉之感。
南朝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是以佞佛著名的，杜牧的时代佛教也是恶性发展，而杜牧是有反佛思想的，故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暗喻人世变迁，空有寺院楼台，因为楼台再多，也改变不了统治者的腐败和更替，时代的变迁和历史的发展。
杜牧《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的这首抒情短诗，是他诗歌中最出色的作品。不只是写出一幅色彩鲜明的图画，而且善于通过所描写的景物，表达自己豪爽的意思。在这两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作者呈现了一幅优美的画面，用精练的语言传达含蓄的情思，使人玩味不尽。他不以奇峭取胜，而是以清丽的笔触描绘动人的景色，抒发自己豪健的情感，造成一种风流自赏而又绰约含蓄的深远意境。
老庄精神对魏晋文学有什么样的影响？有哪些具体表现？
老庄的精神与思想对魏晋文学的影响非常大：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人用老庄的道家精神思想与儒家思想融合、互相补足，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儒道互补的结构体系，构成了中国人独特的世界观。
具体有哪些表现呢？下面我们来进行更详细的分析。
01、 如果想要理解“老庄”精神思想对魏晋文学的影响，首先要了解“老庄的精神思想是什么？老子——面对“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世道，老子开出“无为而治”的药方我们都知道，老子和孔子是同时代的思想家，都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在面对这样一个乱世时，思想家们最想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救世：
面对乱世，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选择的是一种“入世”的积极态度。面对这个病入膏肓的世界，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做出了放弃治疗的“出世”选择。很多人以为，老子选择“出世”，就是骑着青牛云游四海，逃避乱世的纷争，但实际上不是这样，老子也想救世。
想要救世，就必须找出这个乱世的病根，为什么时间会乱成这个样子？
孔子给出的答案是，礼崩乐坏，“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世人都不认周礼了。
而老子并不这么认为，造成乱世的原因不是因为礼崩乐坏，而是大家没有认识“天道”。所谓的天道，跟儒家的“天命”类似，就是老天爷的意志。
老天爷的意志是什么？
孔子认为，天是人格化的，所以它是通人性、有道德的。
而老子则认为，天没有意识，更没有人格，天的意志跟人的意志没有关系。正所谓：“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道无情，老天爷不会对谁好，也不会对谁坏。“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圣人对百姓也一样，不会对谁好，也不会对谁坏。从宇宙到社会，都是没有人格，没有好恶的世界。
因为对“天”的理解不同，老子与孔子对世道败坏的诊断也就不同，采用的救世方法也就不同。
孔子的救世方法是“克己复礼”，而老子的救世药方则是“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总是被人曲解、歪读。无为，听上去是不屑救世的消极态度，但不要忘了后面还有一个“治”，无为只是手段，治世才是目的。
无为而治其实有两层意思：
第一层针对的是统治者。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充分地认识事物的本来规律，耐心等待客观条件的自然产生，待到时机成熟，自然可以四两拨千斤，小动作撬起大格局。因此，无为只是手段，最终的目的还是有为。第二层意思是针对百姓的。老子说：“不尚贤，使民不争。”意思就是说不要圣人、贤人、能人来拯救世界，世道不太平，纷争不断，就是因为圣贤太多了，人人都坚信只有自己那一套才能救天下。最后吵来吵去，打来打去，结果就是天下大乱。如果大家都不当救世主，不管别人的闲事，只为自己而活，守好本分，天下就能避免纷争。所以，与孔子主张的积极有为不同，在老子看来，最好的政治秩序是“不争”。孔子与老子的这两种主张，构成了中国人独特的世界观，人们在有为与无为、积极有为与消极无为之间保持了微妙的平衡。
庄子——摆脱束缚肉身的枷锁，追求精神上的“逍遥游”
道家的老子与儒家的孔子在世界观上既对立也互补，但是道家跟儒家除了世界观的互补关系，在人生观方面也形成了互补，这回轮到庄子出场了。
庄子生活在战国年代，那时候的世界比老子所在的春秋时代更乱。这时候的人也不想什么救世了，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在乱世中自救。活下去，成为了人们生存的第一目的。
处在乱世之中，大量时间的自处让庄子同时代的思想家们特别注重人的心灵问题。庄子认为，这个世界既然已经无药可救了，那么不如逃离这个世界，做一个隐士。逍遥、自由、独立，成为了庄子的思想核心。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幸福快乐不能用一套通用的客观标准去衡量，每个人幸福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只要你在做你想做的事儿，而且你做到了你能做到的最好，你就是一个幸福的人。
这并非自欺欺人的阿Q精神，庄子想告诉我们，每个人、每个事物都有独特的天性，没办法相互比较，因此，幸福的标准是不同的。顺乎自己的天性才是幸福的源泉，而盲从于狭隘的价值观，被欲望支配，才是痛苦的根源。
庄子在《齐物论》中，还进一步解释了“天道”：
老子的天道是抽象的，而庄子认为，天道无处不在，遍及宇宙和世间万物，人、动物、大树、小草、甚至一粒尘埃中，都有天道。
对于一个人来说，无论是非、善恶、贫富，贵贱，都是在特定的情况下的差别，只具有相对的价值。如果站在一个更大的视角，从宇宙的尺度来看，天地万物没什么区别，都是平等的，这就是天道。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庄子《齐物论》
人生中世事无常，今天你努力得到的地位、财富，明天就可能失去，世上的差别都是偶然的，没有意义，世上万物，在价值上都是平等的。那么，区分事物的不同还有必要吗？
正所谓，“退一步，则海阔天空”，这一步，并不是意味着避让、退隐，消极。而是后退一步，从功利的世俗当中抽身出来，站在一个更大的格局中重新思考和定位自己。
中国古代文人的生命本色是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积极进取而奋斗。但是，有的时候人生无常，天命难违，这个时候就需要有庄子，退一步海阔天空，追求心灵的自由。
02、了解完老庄的思想后，我们再来看看魏晋文人面对什么样的问题？从“老庄”、“孔孟”的时代，到魏晋南北朝，中间其实还有秦汉，秦朝很短暂，我们重点说两汉。两汉时期的思想，总体上是以政教为中心的实用主义占主导。
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将神秘、令人敬畏的“天”、具有绝对真理意味的“道”、与圣人对政治伦理及各种人事的阐说（经典）结合起来，建构起了一套以天道纲常思想为主导的思想体系。
独尊儒术，不仅强化了儒家主张的政治伦理观念，还使之成为大一统社会秩序的保障。天道纲常思想体系强化了士人们对君王的信念，将个人的理想、社会的理想与辅弼君王、参与政事紧密联系在一起。
围绕政教主题，汉代的学术形成了以下几种基本的价值取向：
一、重实用、重政教，忽略或轻视精神和审美需求；二、以绝对永恒的天道为本，天道决定人事，“天人合一”系统中，天高于人，制约着人；三、以抽象的、理想的圣人代表天道，淹没了具体的个体的存在；四、赋予儒家典籍以“经”也就是纲领、指南的地位，经典本身成为一种价值载体，重视经典而轻视不合经典的文章，重视文章内容而轻视文章形式。因此，两汉时期的士人将君为臣纲立为首要的伦理原则，忠君、济世和自我的价值实现了统一，辅佐君王成为了士人的人生理想。然而，汉代士人的信念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君主代表天道。如果君主不能真正成为臣纲，士人的信念也会崩溃。
汉代政治不断出现内乱，尤其是到了东汉末年，三国时期的社会动荡不断颠覆天下士人的信念。古圣先贤无道则隐、独善其身的思想，尤其是老庄素朴无为的思想逐渐抬头，加剧了士人的信念矛盾。
最终，何晏以无名论和素朴无为观念消解了流行的政治实用主义理论，王弼将老学和易学引向全面反思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道路。若讨论文学思想，“人的自觉”，则是贯穿魏晋南北朝历史的一条主线。
0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思想转变著名的史学家钱穆先生曾经在《国学概论》中指出，从思想史角度来看，魏晋时期是人的自觉时期：
“魏晋南朝三百年学术思想，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个人自我之觉醒，是已。”
余英时先生也说过，魏晋人的自觉是“士之个体自觉”，有别于汉代的“士之群体自觉”，形成了独特的“魏晋风度”。
著名的哲学家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围绕“魏晋风度”，提出“人的主题”和“文的自觉”问题：
所谓“人的觉醒”，是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文的自觉”是一个美学命题，并非单指文学而已。其他艺术，特别是绘画与书法，同样从魏晋起，表现着这个自觉。它们同样展现为讲究、研讨，注意自身创作规律和审美形式。将“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是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六朝人的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较之前两汉的时代发生了显著变化。所以他们才关注到包括“文”在内的各种对象的审美价值，发现了对象关乎主体精神生命的特殊性质，从而更为自觉地进行审美创造和美学批评。
秦汉的文章观念突出的是实用主义，汉儒特别推崇圣人和经典所阐明的天道纲常。魏晋士人则更多地注意到文章的形式美，注意到一些文学文体的特殊性质、功用、价值、特殊技巧与规律，释放文章的多元文化价值，充分肯定文章中的情感内容，甚至是游戏文字。
“文的自觉”主要体现为人们对审美的凸显，审美则是“人的自觉”的体现和推动力。
秦汉的文章主要体现在“治世”，审美而言无外乎是圣人、明君、人世间的道德楷模。而到了魏晋时期，审美对象不断扩大，现实人物、历史人物、神话传说、田园山水到世间的万事万物，或者寄寓思考，或者寄寓情志，或者仅仅就是诉诸感觉和体验。
总之，是一切都能成为再现与表现的对象，甚至，思考、言说及写作本身，也成为一种审美方式或精神生命存在的方式。这一切思想的源泉，都是来自“老庄”的道家思想。
思想家们常常着意于理论本身而非事实和现象，着重于宏观的思考而不是具体的解决，有些问题根本没有答案，或者无需答案；清谈家的有些言说根本没有目的，只是为言说而言说，甚至是不可言说的言说。许多作者也是为写作而写作，将写作本身当作意义与价值。
这样，到了南北朝，文学更加突出情感、追求形式美。完全无用的艺术，甚至离实用目标很远的学术研究，也更加发达起来。
晋朝的司马氏上台以后。周易 ，老子，庄子被称为三玄。因易学是谈阴阳变化，老子，庄子谈天道。都是玄之又玄的学问。
他们主要取其无为，自然的理论，要使人们安于当时的统治而无所作为。玄学不仅统治着思想界，哲学界。也支配了文学界。玄言诗风行一时，以孙绰，许询为代表。他们的诗成了老子道德经的讲义。庄子的注疏。礼过其词。淡乎寡味。连一点诗的味道，样子都没有。全是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
喜欢清谈玄理的人。大都喜欢游山玩水。王羲之的兰亭序就具体的记录了这种情况。山水的恬静与玄理的虚寂，正可以互为表里，所谓山水可以以形媚道，所以玄言诗中不少写到山水。早期的山水诗也多带玄理。
谢灵运。（385一433）小名客儿，故又称谢客，祖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世居会稽（今浙江绍兴）。他创作了大量的山水诗。如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池塘生春草、园柳变呜禽，以巧似极貌的笔法，恢复了诗的形象性。扩大了诗的领域。使晋，宋诗坛发生了转向。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对晋末宋初诗坛的变化，作了简明而又中肯的概括。
庄老告退，是指玄言诗的衰落。以后又经谢眺等人的创作，山水诗更为发展成熟。玄言诗终至消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