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大家越来越喜欢宋朝，向往宋朝的生活呢？
在公知文人们的眼里，“君王死社稷，天子守国门”的明朝是最不招人待见的，因为风骨太硬，朱元璋又太注重保护百姓权利，当官特权太少，感觉没有尊严。他们只喜欢宋朝，这些人做梦也盼望着我国像宋朝那样，虽然“又肥又弱”，任谁都能来踩一脚割一刀。
宋朝的官容易啊，因为宋朝最尊重读书人，只要有点名气，都能做官。不仅俸禄很高，而且可以随意兼并土地、畜养私奴，还言论自由，骂皇帝都行。
实际上大宋立国以来，对外战绩一塌糊涂，对内却极尽压榨。自宋一朝，农民起义不断，割地赔款无休无止，岁币赏赐年年上供，实在是无处可吹。专家们只能绞尽脑汁，胡编乱造，转而吹经济，吹文化，吹民主，吹自由，最近居然煞有其事的还计算出了几百年前的GDP。
的确宋朝因为文官势大，终宋一朝，没有外戚专权，没有太监乱政，也没有武将割据，不过单单凭着几点就认为大宋成了天堂，可以比肩90年代《读者》、《意林》里面描写的美国了？那你就大错特错。宋朝的言论自由和人权制度，是对官员士大夫开放的，和普通老百姓没有半毛钱关系。恰恰相反的是，由于赵匡胤上台名不正言不顺，为了争取文官集团支持，许下了“不杀文官”的诺言之后，官员们贪污起来更加肆无忌惮，百姓生活困苦倒是超过了大多数朝代。
随着文明的进步，中国的刑法也逐渐趋向于人性化。西汉时期，少女缇萦为救父感动朝野，汉文帝废除了墨、劓、剕等肉刑。隋文帝时期，又废除了各种花里胡哨的死刑，只保留了砍头和绞刑。而以宽仁著称的大宋，只要百姓或者底层军士触犯了法纪，各种酷刑是屡见不鲜。
真宗时期就有对造反百姓和逃兵的处理记载：”皆肢解脔割，断截手足，坐钉立钉，钩背烙筋......身见白骨而扣眼之具尤动，四体分落而呻吟之声未绝“。
读之让人毛骨悚然，仿佛置身于阿鼻地狱。在以仁慈而著称的宋仁宗时期，对底层民众的惩罚更是变本加厉，连上古纣王时期就已经消失的”醢“刑也重现人间。
张密学知冀州时获一“巨盗”，“设架钉于其门，凡三日醢之”。仁宗庆历四年，广西环洲欧希范为乱，义军五十六人凌迟开膛破肚，再剁成肉酱，命南僚地区少民首领吃掉。这和纣王让姬昌吃伯邑考坐的肉饼有什么区别？庆历八年，妖贼王泽平“磔于市”。
在赵祯统治的41年里，大规模农民起义次数多达57次，当然，这并不妨碍文人将其称为宋仁宗。因为在这个怯懦皇帝统治期间，身上没有半点帝王权威，导致君弱臣强，以至于从他开始，士大夫阶层开始隐隐凌驾于皇权之上。文人们拿着高工资，每天高谈阔论，做错事也不必承担责任，日子过得舒服，当然要吹捧宋仁宗，想让后来的皇帝们都有样学样。
终宋仁宗一朝，文风大盛，精英之间相互吹捧，朝廷简直是诸葛亮开会：韩琦、欧阳修、范仲淹、司马光、富弼、苏轼等等。结果朝廷在这些精英们的带领之下，西夏李元昊居然宣布独立，严重打了这批治世能臣的脸面。1040年，大宋出兵镇压叛乱，结果三年之间，三次出征，三次全军覆没，大宋军民伤亡被俘高达二十万人，简直和送人头没有区别。
连续的惨败让这群文官精英们再也不敢出泉水，1044年，七千万人口的北宋在文官集团的支持之下和四十万人口的西夏达成协议：
增加西夏”赏赐“，宋真宗时期的白银一万两，绢一万匹，钱两万贯，茶两万斤增加到白银五万两、绢十三万匹、茶两万斤，逢年过节再给白银二万二千两、绢二万三千匹、茶一万斤。
承认西夏独立，战争中西夏所占领的宋朝领土从中间划界，西夏分走一半。
期间，辽国趁机以重兵压境，逼迫宋廷增输岁币，史称“重熙增币”。和满清各地赔款不同，清朝赔款还有额度限制，大宋对外的赏赐则年年都有，无穷无尽。可以说胆敢犯我弱宋者，虽远必赔。
这么多精英围绕着圣君，最经常干的事就只有两件：一件是送官。你如果在仁宗手下当大官，那你的亲戚朋友就很容易在祭天时被宋仁宗封个小官。一个朝廷大员，能给自家亲属带来十几个官位，仅因乾元节或郊祀荫补得官者，每三年不少于千余人；一件是发钱，文官集团掌握财权，想给自己怎么发钱就怎么发。只要晋身于官场，待遇除了工资津贴级别补贴五险一金外，还会根据职位高低发放土地（职田）、下属佣人补贴、柴米油盐茶叶布料.....凡是你想到的没想到的，朝廷都发。一个县令俸禄收入按购买力算就高达百万。
这些带给了大宋沉重的经济负担。仁宗晚期，范仲淹在欧阳修的支持下开始了庆历新政，准备逐步降低一下文官集团的待遇，结果被官员们群起攻击，指责其为朋党一年后，范仲淹被贬到陕西，而欧阳修则去了滁州。
在宋朝做文官，真的是可以随心所欲，尤其是对付没有功名的百姓。明朝对嫌疑人用大刑乃至处死，需要的是皇帝在名单上亲自钩批。但大宋不同，地方官可以随意处置牧下小吏百姓，可以随意安排罪名，随意用脑洞大开的方法处死对方，甚至还能流芳百世，因为小吏百姓是不能发声的。
太宗名臣张咏为崇阳令,一吏自库中出,视其鬓旁巾下有一钱,结果被张咏以一日一钱千日千钱为由，写完直接拔剑就砍死对方，根本不需要证据，说你天天偷你就天天偷。这位杀人之凭自身好恶，年轻时就以对面店家想抢自己为由，杀了店主父子，又将店中老幼一并杀掉；不久又听闻有仆人以告发邻居官员为要挟，想娶官员女儿，张咏直接就将对方砍死。这样的人，只因为是文人名士，不仅没有任何惩罚，还升迁到了内阁大学士。
定州知府钱维继，因为治下妇女对丈夫前妻儿子不好，就下令将夫人所生婴儿放于雪地冻死，并强迫妇女全程观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写入县志而洋洋自得。
公知们想去宋朝，是因为宋朝文人太过舒服，领着高工资，却不要承担责任，贪污腐败也好，残害百姓也好，丧权辱国也好，最多不过贬官，到了地方照样是人上人，这样的皇朝，又有谁不想去呢？
真有这种情况？那起码说明了两个问题：
其一，很多人自己不看历史，对宋朝的理解源自道听途说或者电视剧；
其二，人人都以为自己在宋朝能当达官贵人。实际上如今是寻常老百姓的，去了宋朝八成也改变不了身份。但若在宋朝做老百姓，那真的会让你痛不欲生。
先从南宋灭亡的原因中窥视宋朝的民生。与大家想象中不同，以富庶著称的南宋其实是灭于经济问题，民国时期的“史学天才”张萌麟这样总结：
宋在季年欲自固不能不扩军，欲扩军不能不用财。然是时国之财富集中于巨室，齐民盖藏既鲜，而税担已重。加敛于齐民，则齐民无以堪命；强征于巨室，而巨室离心。此南宋之所以不得不亡也。
南宋朝廷要面对外患，必须筹大量的钱财来练军；但国家的财富基本上集中于富家大户手中，若强行让他们出血共赴国难，搞不好这些人会跟朝廷翻脸；那只有找“软柿子”——寻常老百姓征收了，但这些低层人们早已穷得叮当响，压根没半点油水。如此恶性循环，南宋不得不亡。
这一幕为什么如此面熟？与明朝末年是否高度相似？
事实就是这样：两宋时期的税负真的很重，老百姓真的很苦：两宋期间共发生了规模不等的农民起义400多场，北宋期间规模较大的有五次:公元993-995王小波、李顺起义；996王鸬鹚；1043王伦；1047年王则；1077年廖恩等。
其中，王小波起义，是宋朝立国以来农民阶层的首次大规模军事反抗，这场起义爆发于富庶的四川。关于其起因，《续资治通鉴长编》这样解释;
元载颇尚苛察，民有犯法者，虽细罪不能容，又禁民游宴新乐，人用胥怨，王小波起为盗。
意思是说，当时官员的苛政导致了民怨，实际上不仅仅因为如此。王小波起义的纲领很明确：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即，要均贫富、分田地。同时，起义军在行动中秉承三大宗旨：杀贪官；没收地主财富但放他们一条生路；赈济贫穷。笔者严重怀疑，后来的《水浒传》正是借鉴了王小波的理论。
南宋时期，规模最大农民起义当属1130年爆发的钟相杨幺起义，这场战乱聚众40多万，前后持续20年。最终平定这场起义的，是我们熟悉的名将岳飞。
那么两宋百姓为啥要闹事？传说中他们不是幸福满满吗？这源自他们背上两座难以挪动的大山：
其一，放任自流的土地兼并。
五代以来，各地尤其江南地区的土地兼并现象已经严重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失去土地的百姓不得不依附土豪地主。
而在宋朝立国后，对这一现象放任不管：“不抑兼并，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也就是说，不管怎么兼并，最终都是朝廷的；甚至还能通过放松土地交易限制，来实现促进市场竞争、资源优化，使得大量失去土地的百姓流入工商业，造就了宋朝经济发达的表象。
到了南宋时，这一情况更加恶化。宋理宗时期，孙梦观称:“迩来乘富贵之资力者，或夺人之田以为己物，阡陌绳联，弥望千里。”刘克庄则称:
至于吞噬千家之膏腴，连亘数路之阡陌，岁入号百万斛，为“开辟以来未之有者”
加剧这一现象的罪魁祸首，是宋朝廷的横征暴敛：“小民百亩之田，频年差充保役，官吏诛求百端，不得已则献其产于巨室，以规免役。”老百姓竭其所有仍无法满足朝廷的压榨，不得不投靠豪官大族以苟延残喘。
其二，登峰造极的苛捐杂税。
两宋的税负创历代新高，核心两税比唐代多6倍；此外还有人头税（即按照人口交税）等，为了避免家庭人口过多带来难以承受的经济压力，江南甚至盛行杀婴习俗（《宋会要》）：
福建路溺子，...所有江南东西、荆湖南北路溺子，虽有大观四年四月敕“生子而杀，刑名告赏”...
苏轼也在《与朱鄂州书》中记载：“言鄂岳间田野小人，例至养二男一女，过此则杀之。”
名将韩琦也称：“至有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一面上等。或非分求死，以就单丁。规图百端，苟脱沟壑之患”。为了免遭苛政猛于虎的折磨，人们几乎放弃了基本的伦理甚至性命。
劳役则有押运官物、督征赋税、抓捕盗贼、在衙门做杂务等，前两项尤为残酷-把东西运丢了或者没收到税，办事人要承担由其带来的连带损失；如果倾家荡产还赔不起的话，那就坐牢吧。（想想《水浒传》中被抢走生辰纲的杨志）
那么宋朝的“繁华富庶”从哪里来？不是有《清明上河图》加以证明吗？
我们要搞清楚一个基本的道理：能吟诗作赋歌唱美好生活的，是有文化的士大夫、官员；能画《清明上河图》的，也是这一波人。寻常老百姓，字都不认识，何谈掌握社会舆论？
文人在两宋时期，幸福感达到了中国封建时代的最顶峰（没有之一），为了鼓励人们弃武从文，宋朝统治者想尽了办法：
大幅扩大科举规模，唐朝每年一试，进士人数大多一二十，顶多不超过三四十；宋朝每四年一次，中选进士时常一两百人，后来多达五六百。
在唐朝，中进士后还要等吏部筛选才能入仕；而在宋朝，一旦中进士就能成为公务人员，为此不得不设置了多到令人发指的闲职，以至于给财政带来了极大困难；
官户可以免税、免服劳役，甚至其子孙可以不经考试即可当官；同时，大臣退休或者死后，甚至可以让亲朋享受直接入仕的待遇；
在各州设置了“公使库”，由政府出钱，招待沿途路过的士大夫；此外，赵匡胤还传下了“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的家训。
以上措施，等于是拉文人们“入伙”，共同实现对中下层的统治。因此，在两宋时期，各路人才弃武从文，从而造就了文化发展的大爆炸，大量文学作品描绘当时上流社会的繁荣景象，让我们误以为，全体宋朝人都享受了他们这种生活。
羊毛出在羊身上，在生产力有限的古代，统治阶层越富庶，往往意味着对底层的压榨越残暴。如果真的向往宋朝生活，那请保证自己有考取功名的能耐，不然的话，去了极大概率会生不如死。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才是封建时代的真实，好好珍惜眼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