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重农主义下的商业发展如何?

  关于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重本抑末问题,我们几乎在任何一篇有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文章中可以看到。 大多是类似这种几乎众口一辞的论调: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农轻商的社会,中国的历朝历代都对商业的发展采取打击压制之能事,在中国古代,纵使商业有发展,那也是在官府的层层控制剥削之下,因此就算有商业繁荣也是畸形的虚假的繁荣。
   许多文章著作都描绘了这样一副恐怖可怕的情形:如曹三明“苛刻细密的刑律象一面罗网,工商业者动辄犯禁,本来具有广阔发展前途的商品经济被死死禁锢在狭小的领域;残忍酷烈的法制又象一座牢笼,人民群众被关锁其间,没有丝毫的权力和人身自由。正由于这些缘故,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处于艰难竭蹶之中”[13] 张国臣说“封建专制的统治基础完全依赖于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它完全可以抛弃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不需要为巩固自己的统治而去扶植它。
  相反,它为了保护自己的统治基础从一开始就反对财富的积累和工商业的高度发展,对于工商业采取限制和打击的政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是在封建专制制度的严格控制和打击的夹缝中产生、发展的。因此决定了它一开始就不能象西方资本主义萌芽那样茁壮成长”[14] 黄凤兰“完备的封建君主制度和重农抑商的经济意识,一定程度上禁锢了广大农村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在忠君思想和重农思想的长期熏陶下,中国劳动人民安于天命,乐于闭塞的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轻视工商业,”[15] 总而言之,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压制商业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不起来,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大部分人那里,中国自古以来重农抑商的观念大概已经成了一加一等于二那样显然的不言自明的事情。
   然而这样的看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事实呢? 为了分析方便,我们不妨看一下曾兆祥著的《中国封建社会的轻商思想和抑商政策》[16]一书,这本书应该说比较系统地把认为中国古代重农抑商的那些事实和理由集中了一下。 如果总结一下的话,曾兆祥大抵是从如下两个方面论证的。
   第一、 中国自古以来绵延不绝的重农轻商,重本抑末的思想言论。 第二、 历朝历代的抑商的政策 但是仔细考察一下就可以发现,从这两点来得出中国古代就是重农抑商的结论是很难成立的!
㈠、“重农轻商”思想是否能推出古代重农轻商的事实? 首先,以第一点来说,尽管光列举出来的人物就有战国时代的商鞅、荀况、韩非子,西汉的晁错,东汉末年的王符,魏晋时期的傅玄等等,而唐宋明时期宣扬重农抑商、重本轻末思想的更是不乏其人。
   但是一方面就这些思想言论本身来说,这样的论证似乎恰得其反,中国历代宣扬重农抑商的思想从来没有断过,这个事实与其说是证明中国古代重农抑商,倒不如说证明中国古代大部分时间都是商重农轻的社会现实。思想言论总是要针对现实而发,如果中国社会是重农抑商已经成了事实,那么那些言论大概就成了无的放矢,没有意义可言的议论。
  比如这个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都是人人向雷锋学习,这意思是大部分人都离雷锋差的远,而并非是大部分人同雷锋一个境界了。同样,正是中国古代大部分的思想家文人学者所看到的社会现实是重商抑农,商重农轻,商业高度发展,农业相对萎缩,所以他们才一次又一次的提出宣扬要扬重农抑商,来扭转改变社会的趋向,但结果却不过是一次次又一次的徒劳而已。
   凡是提出重农抑商的那些思想家和文人,他们在提出他们的观点的时候都几乎列举了大量商重农轻的社会现实,应该说他们的记载是真实的,他们的议论主张并非是无的放矢的废话,而是紧密针对他们所处社会的真实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