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三大名人是谁？
遵义三大名人是谁？
郑珍，杨粲，冉琎。
郑珍（1806～1864）清代官员、学者。字子尹，晚号柴翁，别号子午山孩、五尺道人、且同亭长，贵州遵义人。 道光十七年举人，选荔波县训导，咸丰间告归。同治初补江苏知县，未行而卒。学宗许郑， 治经学、小学，亦工书善画，还是晚清宋诗派作家，其诗风格奇崛，时伤艰涩，与独山莫友芝并称“西南巨儒”。所著有《仪礼私笺》、《说文逸字》、《说文新附考》、《巢经巢经说》、《郑学录》等。
杨粲，字文卿，小字伯强，系唐僖宗乾符三年(公元876年）入据播州(即今 遵义）的杨氏鼻祖杨端之十三代孙。粲为杨轼之子，幼年过继给伯父杨轸为嗣。秉性好学，笃信儒家经典，少年即怀大志。宋宁宗嘉泰初年(公元1201年）袭播州安抚使，执掌播事30余年，是播州史上一位很有作为的中兴人物。
冉琎（1199—1258），南宋播州绥阳(今遵义市绥阳县）名士，军事战略家。亡故后迁葬故乡绥阳县城附近，乡人有祠祭奠。宋理宗淳祐二年(公元1242年），余玠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重庆知府，积极准备抵御蒙古军南侵。冉氏兄弟闻余玠是位贤能的统帅，便去重庆拜谒余玠，献保西南计：主张徙合州城。
贵州历史文化中的著名文化及其代表人物?
尹珍
最先走出大山、叩问中原文化的是东汉时的尹珍，他外出求学，回贵州教学，是“首开南疆之学”的重要人物。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乐山大佛，是唐代的海通法师创建的，他的故乡在播州，即今遵义市。
冉氏兄弟
南宋末年，筹划修建钓鱼城的冉、冉璞也是播州人，他帮助余抗击蒙古军，在四川合川一带修建了十余座城，钓鱼城就是其中之一，是古代军事建筑名篇。明代彝族女政治家奢香，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开辟龙场九驿，促进了黔西北经济、文化发展。�
贵州自建省以来，文化教育日益兴起，人才不断涌现，陆续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明清两代，出现了“六千举人、七百进士”的庞大人才群，还出了3个状元。贵阳人杨龙友“独破天荒”，以“诗书画三绝”名噪江南，他的画与董其昌、王时敏等大家齐名，合称“金陵九子”，而他的诗则被列入“崇祯八大家”之一。贵阳人谢三秀以诗闻名于世，被誉为“天末才子”。明末清初文学大家孔尚任读了贵阳人吴中蕃的《敝帚集》，惊呼“即中原名宿夙老以诗噪者，或不能过之”。在《康熙字典》的纂修官中，名列第一的是周起渭(渔璜)，贵阳花溪区的桐书屋就是他当年读书的地方。贵州平坝的陈法是清代知名的治水专家，他所著的《河干问答》，对治理黄河、淮河、运河都有重要的科学价值。贵州广顺（今长顺）的但明伦是点评《聊斋》的大手笔，《但批聊斋》备受推崇，为贵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争得一席之地。�
遵义的沙滩，自清代中叶以后的百余年间，文化蒸蒸日上，一个僻静的山庄竟成为大儒之乡、诗文之乡、书法之乡和外交家的摇篮，涌现了郑、莫、黎等大家，形成了一个冠冕全黔的文人群体。郑珍和莫友芝被誉为“西南两大儒”，他们是清代“宋诗运动”的代表人物，赢得了“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的赞誉。郑、莫合纂的《遵义府志》，梁启超称其为“天下府志第一”。郑珍是晚清的著名诗人、“经学”大师，他以实事求是的精神研究儒家经典，所著《巢经巢经说》等，多有创意。莫友芝是享有盛名的版本目录学家，他的书法在国内颇有名气，堪称一家。�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贵州籍名臣名宦不断崛起。贵州黎平人何腾蛟联合李自成余部抗清，被称为“南天一柱”。清代三百余年中，贵州在台湾为官的有27人，政绩卓著的有贵阳人周钟、蒋允 (音同薰)、李嗣和罗大春。周钟清初任诸罗知县，教民农耕，兴修水利，开设学校，主修《诸罗县志》，对开发台湾有功，人民为他立祠塑像，盛赞为“周公”。蒋允在乾隆年间任过台湾知府、分巡台湾省，台南的“新十二景”为他所建，当地人为他立有《大老爷蒋重修德安桥记》石碑。李嗣在道光年间任淡水厅同知，修纂《淡水厅志》。贵州施秉人罗大春在咸丰、同治年间任福建陆路提督，正值日军入侵台湾，他移驻台湾后，发动高山族人民抗击日军，还将防守方略写成了《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在台湾开发史上铭刻着贵州人的名字，他们在维护祖国统一，抗击外来侵略者，发展台湾经济、文化中做出了宝贵贡献。在清代名臣中，丁宝桢是一个有胆有识的封疆大臣，他以杀太监安德海而闻名天下。丁宝桢(1820～1886年)，贵州平远州(今织金)牛场人。同治年间在山东任按察使、布政使，做了十年山东巡抚。在此期间，黄河几次泛滥，漕运受阻，田园淹没，人民叫苦不迭，而河官却往来推委。丁宝桢自告奋勇，请求担负治河任务，悉心筹划，亲临现场，与百姓日夜抢险，并下令“如有阳奉阴违者”立即正法。因其治水执法严厉，调度有方，故每每事半功倍；胜利完工，人民感激不尽。所以他离开山东十年后在成都去世时，山东人民恳请将他的灵柩运回山东，安葬在历城(今济南)九华山麓。他任四川总督时，重修都江堰，川西人民受益匪浅，在都江堰二郎庙为他塑起一尊雕像。丁宝桢是个具有开放思想的人，致力于“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在山东构筑炮台、创办山东机器局，又在成都创设四川机器局，开创了山东和四川的近代工业。他与别的洋务派不同，主张把“强兵”植根于“富国”，在四川实行盐政改革，将“官运官销”改为“官运商销”，严惩贪官污吏，擒拿江洋大盗，禁止苛捐杂税，促进商品流通，四川财政大为好转。丁宝桢敢做敢为，遇事勇于承担责任，善于识别和启用人才，“功在于世，利在于民”，他的事迹至今仍传为美谈。
